居正与辛亥革命(2)
辛亥革命网 2012-07-04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刘作忠 查看:
天性喜好社会公益活动的居正,尽管苦闷不堪,仍积极交结有为青年,关心社会公益事业。1900年,居正与大哥居酿香同往黄州府参加岁试。学政蒋式芬为防考生夹带,令书差于考场门口搜检考生。广济考生饶汉苑在搜检时与书差发生争执,当场被书差踢死。居正和考生们群情汹涌,冲进知府衙门,捣毁了府堂。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月,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广济县田庆二垸农民放火焚烧教堂,打死传教士,烧毁恶霸教徒的房屋。事件发生后,昏懦的广济知县既怕人民怒火烧及自身,又怕得罪洋人。居正随同父亲多次往返县城与田庆二垸斡旋,终于平息了事端。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春,居文胜垸与邻近的张先垸发生纠纷。张姓族长贿赂知县,又有专职“讼棍”为助,居姓在县衙自然败诉。居正觉得县衙不公,自告奋勇到省城上告臬台。尽管这场官司以失败而告终,然居正却因此接触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当时武昌是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心,张之洞在此推广西学、创练新军,为湖北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起点。这些新风气,对居正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02年春,居正与同乡饶汉祥一起在武昌桂元兴旅馆租住攻读。桂元兴旅馆是当时武昌激进青年活动中心之一,这些激进青年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民国名人,如田桐、宋教仁、石瑛、黄侃、董必武等。居正与这些人常常云集,纵谈天下大势,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思想日趋进步。新学知识的学习开阔了居正的视野,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清末社会,积极参加进步斗争。
也就在这年,居正与田桐、石瑛等14位鄂籍进步青年在黄鹤楼结为异姓兄弟,表示生死与共、富贵毋忘。
居正在武昌桂元兴旅馆潜心攻读,秋应乡试落第,次年应考又未中。两次落第对居正打击很大,27岁的他无法在考场博取功名以慰父母兄弟,又无一技之长以补家庭生计,故有“头巾误我”之叹。此后两年,“灵童”居正闲居在家,重修族谱、修葺武学,过着郁郁的生活。
东渡扶桑觅新知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暑期,居正的义兄陈肇一自日本回国,专程至居文胜垸看望居正。陈肇一向居正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气象,劝告他“家贫非策”,于是居正接受义兄劝告,决心出海远游。夏末,居正向武穴伍姓借银三两,雇舟至沪,东渡川资,则由陈肇一提供。
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居正抵达日本,下榻在东京牛込区越州馆。他“削发易服”,考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速成科专供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速成学习,内设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四科,以6个月为一期,三期即可毕业。居正学政治,属第四期。与居正同窗的学友中有沈钧儒、梁善济等人。
当时的日本华人社会,留日学生可自由谈论政治,创办多种革命刊物,各个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时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集中地。居正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一个充满蓬勃朝气的革命环境中,自然激起排满情绪,认同国民革命的目标。义弟田桐介绍他参观留学生革命组织,并将自己所著的《亡国惨记》和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给他看,向他宣传“排满”、“革命”的意义。《二十世纪之支那》由田桐和白逾桓等人创办,后来宋教仁参与其事,是当时留日革命青年主要舆论阵地。在此熏陶下,居正的革命热情高涨,他改名为正,号觉生,以示自己的觉醒。居正追随黄兴、宋教仁等人从事革命活动,迅速成为革命青年中的活跃分子,时人将他与田桐、白逾桓和吴昆等四位鄂籍留日精英称为“居田白吴”。晚年,居正忆及这段经历仍津津乐道:“尔时头脑简单,晤同简单者,谈次大多摩拳擦掌,以排满为第一。”
从开始投身革命起,居正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丰富的社会知识,刚直、百折不挠的性格;善于说服联络工作,具有较强活动能力;办事可靠,无士大夫腐酸气等等,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好评。比如,宋教仁就很器重“顾力行”的居正,常常予以重任。
1905年8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中心。同年12月14日,居正由陈肇一介绍,宋教仁主盟,正式加入同盟会。
居正入盟后,由一名典型的书生,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分子,更由对革命的宣传,化为革命的行动。他积极帮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据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回忆,居正和胡雁鸣、汪精卫、田桐、谷思慎等五人“是那时孙中山先生最亲信的核心分子”。
居正曾向孙中山先生介绍不少湖北留学生,董必武便是其中之一。黄兴也常常委派居正联络湖湘留日学生。居正生活十分紧张,连同盟会领袖的生活也由他操办。他还代表革命领袖与犬养毅、萱野长知等日本友人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日本友人给中国革命和居正本人很大帮助。
居正在日本求学两年余,每月食宿及学费,不过十余元左右,全恃友朋资助。但居正并不在乎生活困难,他孜孜不倦地钻研法学基础,为后来主长司法院,革新司法,对内树立法治威信,对外恢复法权完整,为我国司法步入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