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教育纪事：开启汉字的简化时代(3)
辛亥革命网 2010-08-17 00:00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张树伟 查看：
新中国简化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开始了。
当年8月，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并确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并根据这个原则广泛搜集材料，编制了《常用简体汉字登记表》，从搜集的四五千个汉字中选出了1500多字，并分送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大家发现，《常用简体汉字登记表》中选定的许多简体字是资料提供的单位、团体和个人自创的，缺乏群众基础，推行比较困难。
根据这一情况，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考虑了简体字的选择原则——“述而不作”。周有光先生说：“我们有个原则，叫述而不作，这个原则是从民国时提出来的。当时的任务是在这基础上，注意汉字定量工作，适当减少通用汉字的数目，把异体字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尽量合并。”
1951年，《第一批汉字简化表（初稿）》完成，收录了比较通行的简体字555个。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研究和整理汉字简化的任务就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转到了该研究会。同年3月25日，研究会成立了汉字整理组，并在《第一批汉字简化表（初稿）》基础上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专家们开始大量搜集草书简体字的资料，研究简化规律，对常用字进行简化。同时，精简字数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1953年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审阅后认为：只简化338个字太少了。
汉字整理组根据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的批示精神，在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常用字的范围内，利用简化偏旁类推简化同类偏旁字的方法，对常用字进行简化，把简体字从338个扩充到1634个，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
但此稿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比较大，例如出版印刷部门要改动1600多个铜模，在技术上无法实现。据报道，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
随后，汉字整理组对第三方案进行修改，并于1954年4月形成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四稿，并由叶恭绰、丁西林、魏建功3人做具体的整理工作。随后又整理出第五稿，并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4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据周有光回忆，在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重庆参加国共合作的谈判，在重庆那段时间常召开座谈会，周有光都会参加。会议结束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陈望道老先生在语言学方面是我的老师，他支持我改行，我就改行了。”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到北京。
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主要研究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在文改会内部做汉字简化研究的人很少，一个是陈光尧，一个是曹伯韩。主要是外面的很多专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此外，民国时代的研究为汉字简化作了很好的铺垫。”
周有光先生在1996年给魏建功先生写的一篇序文中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汉字都仔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魏建功先生是周有光先生的师辈，是他心目中所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文字改革学家，在周有光的眼里，不但自己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
对普通人而言，魏建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他的学问我们也是陌生的，但他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却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这本印数巨大的小字典伴随了中国人识字、成长的整个历程。
周有光先生的这段话，其实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在那个年代进行的前无古人的汉字简化工作，是有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并非臆测的那样草率和浮躁，所有参与的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