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三江师范学堂

辛亥革命网 2020-06-12 09:32 来源:团结报 作者:龚放 查看: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的诸多建树,尤其是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之举,既是他区域性兴学实践的延续和拓展,又是他总体性教育变革思考的先导。

张之洞

  清末咸同以来,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张之洞(1837-1909)置身其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他既是洋务运动后期的扛鼎者,又是清末新政的领军人物,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了数代学人,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张之洞也堪称开先河者。

  在举办洋务、接触新学的过程中,张之洞逐渐形成了废止科举、广兴新学的认识,提出并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并在这新旧杂糅、中西参酌的思想指导下,对晚清教育体系的变革,进行了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总体性的筹划,并参与制订了《学务纲要》和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实施的教育体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

  台湾苏云峰和大陆冯天瑜等学者都认为,张之洞对于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1898年,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时,“尚无师范教育的概念”。1901年7月,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0天内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江楚三折”。在“第一疏”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即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和奖励游学,并未涉及师范教育。后在盛宣怀、刘坤一、张謇等的影响下,张之洞逐步意识到兴办师范学堂的价值与作用。从众多史料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张之洞意识到“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并由“坐而言”到“起而行”的关节点。

  1902年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兴学事宜,达成共识: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绌,而开办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校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刘坤一在当日给张之洞的信中通报了此次商讨的经过,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5月,张之洞选派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异学生黄兴等31人,远赴日本学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5月21日,湖北师范学堂即在武昌宾阳门南正式开办,张之洞聘请廪生陈毅、举人胡钧为堂长,又聘日本师范教员一人为总教习。10月31日,他在《奏定学堂章程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将“师范学堂”列为第一,并强调:“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重要。”张之洞还筹划在武昌创设两湖师范学堂,然而在他呈送此折的第二天,就奉召调署两江。两湖师范创设之事虽然搁置,但在两江创设师范学堂的设想却油然而生。

  设立两江学务处

  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六(1902年11月5日)抵江宁;“初九日接署两江总督篆务”。在其《到两江署任谢恩折》中,张之洞即重申了“新政多端,以造就文武人材为急”的方略。《张文襄公年谱》云:“到任之初,议大兴学堂,嗣以交卸在即,仅筹设师范学堂,以立之基”,因为张之洞署理两江后不到一月,清廷曾调云贵总督魏光焘任两江总督,着张之洞回武昌。但不知何故,魏未及时履任,张仍署理两江。很显然,张之洞有一种紧迫感,“交卸在即”,在兴办新学方面他不可能大展宏图,而只能“探源扼要”,从师范学堂取得突破。因此他随即将江南高等学堂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的前身),饬令有关官员着手选址、购地、遴选工匠和估算造价,紧锣密鼓,次第展开。

  为加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奏请设立两江学务处,“专督全省学校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特别委派江宁银元局志仲鲁观察为学务处副总办。其意在通过他的斡旋,从银元局筹集大批款项,支持创办三江。

  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1903年2月5日),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重申“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的观点,强调兴办教育,必须“扼要探源”,把握先后次序,“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致力甚约而日后之发生甚广。”这片奏折详尽阐述了创设三江师范学堂的理由、意义、章程学制、生员定额、师资来源及构成、办学经费及筹措渠道等等。很显然,张之洞对筹建三江已是深思熟虑、了然在胸。

  胡钧是两湖书院的毕业生,曾奉张之洞之命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师范教育有很深的理解。张之洞调胡钧来宁参与三江师范学堂的筹建,仿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绘图式,详定章程,总期学制悉臻完备合法”。

三江师范学堂

  1902年底,张之洞即命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8人赴日考察教育。由于此前中国已派出多批官员赴日考察教育,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概况介绍甚多,因此,张之洞特地在临行前叮嘱缪荃孙等人,“考学校者固当考其规制之所在,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贯,规制亦徒存耳。”考察回国后不久,缪荃孙即被委任为三江总稽查,徐乃昌于1905年任三江总办,而柳诒徵则在1903年6月被聘请为三江的历史教习。

  张之洞主张师法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日本教育体制和理念。他不仅倡导留学东瀛,而且力主“楚才晋用”,从日本聘请教习或顾问。他自1898年初即与日本东亚同文会建立了联系,至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至少聘请了24名日本教习到湖北各学堂任教。1903年1月18日,张之洞致函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及副会长长冈护美,“金陵现拟设三江师范学堂”“拟聘贵国师范教员12人”, 其中一人担任“教头”,其余受其调度。张之洞请近卫等代为物色性情恳勤、品行端正且具有教育经验和历练者,要求“正月半到金陵”,以便与中国教习“彼此互换知识”。经过函电往来,近卫派遣当时正在上海的同文会干事长根津一赶赴南京,与张之洞“就三江师范学堂招聘教习之事,详细研究”,并与张之洞所委派的代表俞明震等人协商,达成《三江师范学堂拟聘日本教习约章》。协议共12款,分别规定了聘请日本教习的数量、聘期、所任科目、课时、薪水、川资、诊疗费用等事项。

  张之洞要求两江所辖诸省官绅保荐“举、贡、廪、增出身”中的学行兼优之士,通过分门命题考试,录取50名,与所聘日本教习“互相教益一年”,再分别教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体操各科。原计划正月二十日取齐,但由于安徽、江西等地得信已迟,未及保送,因而延缓至二月初六,张之洞本拟“亲临贡院考试”,后因要事难以分身,请江宁藩台李芗桓等代为主考。初十日复试,十八日揭晓。在应试的370人中,仅录取崇朴、程麟等20名。张之洞认为“考试仅凭文字,尚难知其品质”,因而要求两江学务处官员在二月二十日对通过复试者进行面试,“觇其言论,逐名加以考语,详候核夺去留”。即便他两天之后就要交接离任,仍然毫不马虎,足见张之洞对遴选三江教习的重视和严格。

  借江宁府署先行开办学堂

  1903年3月,三江师范学堂暂借江宁府署先行开办,张之洞参加了开办仪式并与相关人员合影。1903年3月20日,张之洞“卸署两江督篆”,并于次日“启程赴鄂,由汉口取道北上”。在署理两江的百余天内,张之洞对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全力以赴,运筹帷幄,规划设计,倾注了满腔热情,确定了几乎所有的方针大计和具体细则。因此,在张之洞离任之后,三江师范学堂的建造工程和办学进程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正因如此,后人均以张之洞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创始人。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在其相关奏折中,均冠以“两江师范学堂经前督臣张之洞创办”之语。两江师范学堂的学监李瑞清在《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也说,“南皮张相国于江南建两江师范学校”。

南京大学北大楼

  张之洞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第一次是1894年11月,时值甲午战争吃紧,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北上山海关参战,朝廷调张之洞署理两江,为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二次因刘坤一病逝,张之洞奉召再次署理两江。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九(1902年11月8日)至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1903年3月20日),为期不到四个半月。然而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中,张之洞却在兴办沪宁铁路、整顿淮盐积弊、操练水师陆军等方面多有建树,其中三江师范学堂的创立,是他署理两江期间最大的政绩。

  1903年春,他奉召入京,与张百熙、荣庆等会商厘定学堂章程,有机会将他的教育实践,以及他对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总体性思考,体现在他参与制定的“癸卯学制”之中。

  因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的诸多建树,尤其是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之举,既是他区域性兴学实践的延续和拓展,又是他总体性教育变革思考的先导,其意义格外非同一般。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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