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医学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网 2019-06-20 10:07 来源:团结报 作者:齐悦 查看:

北伐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同组织了医学教育委员会,由两部代表和医学专家组成,负责拟订医学教育计划、审议医学课程和设备标准、建议与医学教育有关的一切兴革事项。

  民国时期出现了人口增长,清末民初到抗战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人口学家侯杨方据此认为“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切无不与民国时期医疗卫生现代体制的建立和作用密不可分,医疗卫生现代化事业又离不开专业系统的医学教育,抗战前十年的医学教育可谓民国时期医学教育的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各国传教士将施医散药作为在中国布道传教的主要方式,现代医学教育就这样传入我国。我国早期的医学院多为外国教会所办,战前医学教育最关键的任务是取得医教自主权,对外从外国人手里夺回医学教育主权;对内保持教育的独立性,运用学养深厚的专家来办学。

  北伐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同组织了医学教育委员会,由两部代表和医学专家组成,负责拟订医学教育计划、审议医学课程和设备标准、建议与医学教育有关的一切兴革事项。自此,我国有了医学教育的专门管理机构。

  要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

  医学教育委员会的建立无疑推动了我国医教事业的发展,但纵观中国大地的医学院校,尤其是办学水准优良的知名学校,不是英美系就是德日系,几代仁人志士渴望建立中国自己的医学院,严峻的现实却是1927年以前,国人迟迟没能建立中国本土医学院。

  教育界有识之士深感外国医院和学校收费昂贵,连年战乱,人民本已困苦不堪,医疗水平的低下更使得无数病人因看不起病或无法获得及时救治而丧失生命,中国急需创办一所由国人自办自教,为国人服务的医学院。

  时值南京中央大学成立,计划设农、工、医、教、文、理、商、法8个学院,并将医学院设在上海。1927年7月,国府任命北平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颜福庆为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设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病理学、药理学6科。

  为了医学教育的发展,教育部在1932年9月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增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课程。

  从1927年建校到1937年的十年间,学校共培养医科毕业生7届87人,在校学生增至154人,教学人员增至77人。学校重视公共卫生教学,把建设公共卫生教学区与办好教学医院置于同等地位,品学兼优的毕业生选定公共卫生专业为之奋斗毕生。这种优良的校风学风饮誉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

  上海医学院是国人自己创办的最具代表性的一所学校,标志着我国医学教育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上海医学院在医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的价值远不止于培养大批医学人才,它的办学经验启发了教育部,促成了教育部建立规范的现代化医学教育体制。

  教育部悉心考察世界各国医学教育体制,并结合我国特殊国情,接受专家建议,于1935年6月正式设立二级医学教育制度,第一级为医学院,训练一流医师;第二级是医学专门学校,在短期内训练较多的医生。

  有了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和上海医学院的办学经验,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当局都开始了自办医学院校的努力,中央先后增设中山、中正医学院,浙江、山东、四川等地也陆续筹办了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及牙医、药学等专科学校。

  各地医学院设备精良,师资力量强大,培养出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军人物。

  由于中国当时对医学人才的需求远超供给,而精英化的医学院培养出的人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且精英化的医学教育花费巨大,仅依赖医学院教育快速改变中国医疗现状,在时间与经济上均不现实。这才有了设立大众化的医学专门教育的办法,其宗旨在于培养医学专门人才。医学专门学校无论资金、设备、师资均无法与医学院相比,但其学习年限短,学费相对低,有利于吸引贫困学生投身医学事业。在二级医学教育制度的推动下,我国医学教育体制也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轨道。

  随着医学院数量的增多,教育部改组了医学教育委员会,下设护士、助产、牙医、医学等专门委员会,以为全国医学教育设计及监察机关,并罗致颜福庆、朱章赓、戚寿南等著名医学专家于教育部工作。这批专家学者不负众望,针对两级医学校分别制定了“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和“医学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为当时混乱不堪的中国医学教育界统一标准。

  课目表特别重视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观念,以符合治疗与预防并重的原则。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允许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对课程及学时数有所变通,变通部分需预先提交教育部核准才可实行。

  医教界的盛会

  1936年春,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朱章赓函邀全国各医学院校长在南京召开全国医学院校长会议,商讨医学教育兴革问题,改进医学教育,促进各地医学院交流学习。组织全国范围的著名医学院最高长官和学术精英开会交流,这在近代教育史上可谓空前。

  全国各地公立私立医学院院长20余人齐聚南京,专家学者与行政官员得以有机会共同商讨教育行政、校务改进、教材大纲的实施情况等。

  段锡朋首先报告会议主旨和今后希望,王世杰相继发言,王世杰希望医学生需有服务意识,医学院要把培养服务精神作为教学宗旨,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各校报告实施课程标准及教材大纲情形,并提出改善医学教育的意见。

  会议持续了三天,各位代表共提交二十余件提案,归纳为课程、外国语、医教会或国立编译馆、行政、教务等五款,段锡朋逐案提请代表发表意见,行政及经费方面的提案,均经专人一一记载后,留待教育部参考;教材大网及课程标准等提案,由于教材本在试行期间,各院校长即兴发挥,贡献意见极多,并提出诸项问题交医教会解决。然后,全体代表参观卫生署、中央医院等地。

  医教委员会根据全国医学院校长会议决议,调査全国医学院校及医学、药剂、牙医专科学校职员、护士、医师、学术会议及各院校资产经费、设备、建筑、健康、检査、课程等情况,通过实践逐步修正完善,不断改进医学教育。

  继全国医学院校长会议之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函请各地医院院长到南京组成医院管理考察团,不同于校长会议主要交流改进医学理论教育,考察团侧重于考察各地临床医学教育和实践经验。

  1937年2月2日,段锡朋、黄建中等教育部代表,金宝善、王子玕、翁之龙、戚寿南等著名院长代表二十人在教育部举行医院管理考察团首次大会。

  近代中国之所以医教事业发展缓慢,国人迟迟没有自办的医学院,主要原因在于经费不足,管理不善。因此考察团分为建筑设备、行政组织、技术管理三组,从这三大方面对全国医院进行考察。考察路线从南京开始,继而离京赴济南、经德州赴安徽转苏浙、上海,在上海考察竣事再返回南京,举行一星期之讨论会。

  考察团团员由协和医学院王锡炽、中央大学医学院戚寿南、同济大学医学院翁之龙、北平大学医学院朱其辉、中正大学左维明、湘雅医学院萧元定等来自五湖四海的20位医学领域的翘楚组成,短短两个月内,他们遍访全国各类医院,考察其软硬件设施和医疗环境。

  考察竣事后抵京,在教育部举行讨论会,考察团将考察结果分为建筑、设备、经费组织行政、技术管理、临床教学等五部分,详尽讨论。讨论结果由医学教育委员会整理后,拟订一医院设置标准,送呈教育部改进医学教育参考。

  凭借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和医务人员的努力,全国各省市医院纷纷建立,病床数目显著增加,给病人提供了一定的医疗硬件设施。

  医学院校绽放的两朵奇葩

  医学教育史上还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就是上海中山医院落成。颜福庆等创办了由中国人自办自教的上海医学院后,深感学生不能光有书本知识,严格的临床实习、培训与课堂教育一样重要,医学院发展须有相应的教学医院,他计划筹建一所“规模宏巨、设备齐全的国人医院”,使之成为“上海医事中心”和“医学教育中心”。

  颜福庆的想法获得教育当局的认可,政府也想利用上海和江、浙地区丰富的人才、资金和文化资源,打造一座国际一流的医院。于是推举成立了以孔祥熙为主任,孙科和刘瑞恒为副主任,颜福庆为总干事的中山医院筹备会,通过筹备会向社会各界募集捐款。中山医院是一所完全由国人自己筹款集资创办的规模较大的新型医院,作为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1937年4月1日,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暨中山医院举行开幕典礼,同时举行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中华麻风病学会第三届大会、中国医史学会“第一次中国医史文献展览”。行政院副院长孔样熙、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中华医学会会长朱恒璧、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等千余位各界社会贤达人士参加大典,盛况空前。

  中山医院不负社会重托,在烽火连年的年代,克服艰难阻挠,惨淡经营,在师生中蔚成艰苦朴素、勤奋钻研的学风,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的医药卫生技术人才,很多人日后成为医学骨干力量。

  三个月后,全面抗战爆发,抗战军兴,教育界人士深感社会急需医药人员,教育部制定相关办法,规定全国医药专科以上学校和医护类职业学校联合组织医教救护团,各校分别成立救护队,各队设置若干组,听候教育部会同主管机关调派工作。不久又通令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三、四年级课程中,特别注意训练轻伤救治及防毒技能,以应必要时之调遣。

  1937年底,首都南京沦陷,教育部决心内迁至重庆开展战时教育,先在武汉成立临时办事处,段锡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医教委员会主任朱章赓与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等商量讨论在武汉筹建一所国立武昌医学院,使该院成为后方一座医学教育中心,为抗战前线输送医事人才。

战时的贵阳医学院

  随着战事扩大,武汉不久也沦落敌手,原有各医学,护士,助产学校多数遭受摧毁停顿,而救治伤兵难民,需用医事技术人才甚切,教育部鉴于卫生署迁往大后方贵州,原先筹设武昌医学院计划随之改在贵州设立贵阳医学院,训练医事专门人才。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临危受命,在艰苦环境下设立了贵阳医学院,为抗日救国培养了一大批医疗救护人员。

  抗战前的中国政府意识到医学教育的重要性,先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医,加强人才的后备力量;许多院校收回国人自办,以上海医学院为代表的由国人独立筹办的医学院校纷纷成立。课程标准、教材编审规则、医学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无论在医学教育的数量、质量、理论发展方面,还是在对医学教育的自主管理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些医疗技术及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得到了国际医界的认可。这些探索,也成为此后医学教育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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