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研究检视——基督宗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教育传教作为基督宗教在华的三种主要传教方式之一，曾经覆盖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层次、多种学科领域。除学历教育外，还包括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及针对残障人士的特殊教育。基督宗教机构注重培养公民人格、品行的公民教育，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希望在不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情形下，找出相应的对应方式，以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的道德优势。此外，传教机构、传教士还参与建立了多所培养宗教人员的神学教与机构。这些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完善、科学研究的发展，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潜移默化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要大于医学传教和宗教布道。近代基督宗教组织对近代中国世俗教育的参与度，远远超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组织，甚至与中国传统精神信仰的重要支柱——儒教相比，其积极性也要略高一筹。

　　从基督宗教不同派别看，基督教新教各教派、组织的实际参与力度、热情要高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从所有教会创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看，大部分来自外国机构，涉及大部分西方国家。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半殖民地状态，作为出资方的教会机构与其母国政府一样，都希望能以某种形式施加长期与现实的影响。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到多数中国人的心理感受与情感态度，包括学术界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所持的观点。

　　教育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除在澳门地区以外，在大陆及台湾、澳门等地区，并没有兴办或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没有受到影响。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门户开放”，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传教士，为加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开始兴办学校、医院等，希望尽快改善普通中国民众对基督宗教的现实感受。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衰落，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空前的“失落感”，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迫切需要了解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在被动与主动的胶着状态中，一套系统的教会教育体系逐渐在中国建立起来，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等。

　　1949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学术界对于教会教育的研究，在政治上基本处于一种否定态度，教会教育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代表人物成为帮凶。1964年，郭吾真的《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侵略活动》一文指出，李提摩太在中国居留了近半个世纪，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山西是其发迹的重要基地。文章用专节列举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利用清理“教案”实行文化侵略时期（1901—1911年）的作为，其中重要的事例就是其在建立山西大学堂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轻侮与干涉。此外，由于教会大学在办学方针、方法和办学目的上明确性，形成了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差距的、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下，身处其中的中国籍师生，自觉与不自觉的受到影响，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建立后，造成教会学校员工、学生处于一种政治、道德劣势状态。[1]

　　谢昌逵、洛寒的《亲美崇美思想怎样侵蚀了燕京大学》一文认为，燕京大学从成立起就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据点，在其奴化教育下，培养出具有不同思想特点的几类人，第一种是美帝国主义在华最忠实最可靠的奴才，是实施文化侵略的组织者；第二种大都留过美，羡慕美国的一切，但不是燕大的主要当权者、组织者；第三种是也是在美国受过奴化教育，羡慕美国的一切，崇拜美国的学术，相信美国胜过自己的祖国；第四种是以青年学生居多，本人没有到过美国，但是受父母、学校、教会和传教士的影响，崇拜美国；第五种是没有受过奴化教育，但依赖为给在燕京大学美国人打工为生的人。在这些人的基础上，产生了抗拒新中国改造的心态。这两篇文章体现了新中国早期带有明显政治烙印的典型研究范式。这种影响直至20世纪80年发表的廉立之《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近代山东的侵略》一文，仍可看出。[2]

　　1977年以后，有关教会教育的研究，与其他基督宗教研究一样，逐渐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了“热点”，像基督宗教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在教会教育方面，有些评价也有罔顾中国近代历史大背景，进行主观、非理性评价的问题。一些教会教育机构的后续合并单位，也把部分倡议、参与建校活动的传教士，列为建校鼻祖，树碑立传。

　　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的研究与评价，伴随着其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天，大陆地区学术界有关于此的研究经常处于“跷板式”的状态中。研究者随着政治、文化、信仰偏好的变化在跷板两边摆动，20世纪50至70年代，研究主动或被动向一边倾斜，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有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角度很大，尚未看到回弹的迹象。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是在观点上多为人云亦云，深入细致、客观公允、以理服人的研究仍然缺乏。

　　一、教育事业的理论探讨

　　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前，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史的研究，许多学者仍然倾向于将其来华进行教育传教活动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这种观点基本上持续到90年代。如吕达的《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和张奇的《教会学校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论文即持此观点，认为其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3]

　　曾钜生的《西方教会在华办学问题初探》，揭示了教会办学的原因，最初是为了吸引传教的听众，发展教徒。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培养中国传教人员，通过他们去传福音吸引更多人信教，帮助传教士开辟新的传教区，同时为提高中国传教助手的地位，必须使他们接受教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特别是和殖民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的排斥反应，体验了中国社会正发生的变革，从而改变了传教策略，把“宗教事业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教会学校作为封建旧学的对立物，对中国封建文化构成挑战，教会学校在引进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体制方面有启蒙和示范作用。[4]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现代化的角度，尽可能客观的探讨近代基督教教育传教士在华的作为，对其在华活动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崔丹、史静寰和王立新的论文，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教育传教士来华的目的、过程，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并把其作为放在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的视野中，肯定其存在的积极意义，指出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产生和转型方面，近代教会教育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这三篇论文发表在比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论证扎实，在学术观点上有一定的引导作用。[5]

　　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是最早研究中国基督教会大学的外国学者，她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一书，对中国教会最早的研究专著，对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6]

　　徐以骅的专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圣约翰大学为例对教会大学宗教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最早研究教会大学的专著之一，特别之处是在普遍认识到教会大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宗教功能的考察。[7]

　　胡卫清的专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指出，在研究基督教来华传教史的研究中，传统意义中的“文化侵略论”有失偏颇，“现代化论”也未必符合实际。他从普遍主义——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层实质来进行考察，引用了大量丰富的中英文历史文献资料，对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基督教教育进行了实证性的考察。[8]

　　史静寰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和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为使“中国基督教化”，教会机构和传教士是如何寻找教育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不同的对象，逐步缩小、减少教育传教与直接布道的内外在差异，寄希达到更好的传教效果的努力过程。史文首先指出对教育传教进行“专业化”研究的意义和目的，指出教育传教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重要传教方法和工作领域。由于教育传教活动一直在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又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紧紧联系在一起，中西的交往呈现出不平等的特色。因此，这使得教会教育无论从出发点还是结果上来讲，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来讲，都超出了教育本身的范围。[9]

　　胡卫清一文以个案形式探讨了基督教在华教育传教的过程和结局。由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拒绝，监理会早期在华教育主要以社会边缘人物为对象。自林乐知始，监理会调整教育政策，吸引上层社会子女入学，标榜“中西并重”，企图从体制上泯灭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之间的界限。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完备的三级教育体制说明监理会教育的专业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教育体制、方针和世俗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新式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它始终只能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监理会在华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地彰显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实际上也昭示着基督教教育整体的最终命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