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8)

　　六、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及历史评价问题

　　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定性和评价，是新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国内主流观点认为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只是到80年代初因海外学者的质疑，国内学界曾就此问题展开比较有实质性的集中讨论。

　　海外学者以20世纪初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并没有参加和领导革命等为理由，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国内民族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士绅或精英运动，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假革命”、“伪装的革命”，等等。对此，国内学者坚持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从学理和史实两方面做了论证。刘大年在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门谈史录》一书中就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较为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阐述，提出四条理由和根据：一、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尽管很幼稚，但它已经成长为一支新兴的、成熟的力量，足以使自己扮演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角色。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已完全不同于农民战争领导人物，主要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最善于反映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说为依据，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以号召群众。他们的纲领、口号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和利益。”四、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领导与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相结合，并由农民充当革命主力军，这是世界上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通例。

　　章开沅在与台湾学者张玉法的辩论中，除了阐述与刘大年相近的观点之外，还特别将辛亥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比较，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不但确实形成了一个作为新兴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等国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要好一些。

　　在经过80年代的大讨论之后，尽管近年国内仍有学者继续提出各种“新说”，诸如“国内民族革命运动”说、“王朝更替”说、“民主共和革命”说，等等，但他们所持的理由或基本上与此前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海外学者相似，或与资产阶级革命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用词表达有所不同而已，均不具新意。因此，这些“新说”既没有在学界产生影响，也不被学界接受。

　　相对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国内学界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讨论虽然表面看来并不那么彰显，但实则更尖锐、更具挑战性。国内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大致说来有两种不同评价体系：一种为传统革命史评价体系；一种为现代化史评价体系。

　　在革命史评价体系下，国内学者基本上都从阶级分析立场出发，对辛亥革命进行两分法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站在无产阶级高度，认为辛亥革命存在软弱性，不够彻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使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现代化史评价体系则为国内学界评价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认识。根据现代化史的评价标准，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出现两种不同的评价。

　　一派学者仍肯定辛亥革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表示绝不能低估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指出：“它不仅迈出了中国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并在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辛亥革命真正实现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这“不仅仅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变革和领导权力现代性转移,而且因为辛亥革命有一个为之奋斗的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纲领——三民主义,选择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暴力革命,形成了最为广泛的启动早期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即社会支持系统。尽管辛亥革命对早期现代化的启动程度是有限的,但却是有效的,它使中国现代化形成了进入启动阶段的基本条件”。还有不少学者特别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所起的推进作用，指出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清了道路，它不仅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还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实现了“从‘朝代国家’到‘共和国家’的转变，并对中国政治思想观念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民心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及自我实现意识的萌生”，等等。

　　另一派学者则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后果，基本持否定评价。如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虽然顺理成章地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它并没能阻止政治衰败的进程；相反，由于革命后权威危机的出现及其应对措施的失败，这一衰败进程进一步加速，几达于政治分裂和社会解体的程度，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因之而丧失殆尽。或说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之间存在严重背离，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胜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丧失，致使中国的现代化一再被延误。或说辛亥革命打断了清末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的进程，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并非一无是处，正致力于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有的则从现代化史角度，直言“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悲剧”，明确提出要“告别革命”，“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应当摆脱原来的思路，不能老是毋庸置疑的一味歌颂，或老讲‘太不彻底’那些话”，强调立宪派的改良或“调适”主张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更好选择。

　　在现代化史研究范式之下，一些学者将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否定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持这一观点的也多是一些从事思想史或非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观点更多出于对现实的思考，或进行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而非基于对当时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因此，这一派学者的观点在国内学界并不占主流，国内学者对此亦多有回应和批评。最近，有学者提出将辛亥革命放在一个长时段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加以审视，即总结辛亥革命前100年中国和世界的状况，也考察辛亥革命后1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并展望今后100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和人类将面临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看待和评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此说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无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经过六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而作为政治事件史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则大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臻于成熟，进入守望阶段。尽管90年代之后国内出现的三个研究转向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了有益的拓展，尽管学界在某些问题上继续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但在事件史研究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超越90年代初所达到的研究水平。就综合研究来说，未见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史最新研究成果的权威性著作。就各个专题研究来说，同样也缺乏有影响的系统性论著问世。这既与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不相称，也落后于90年代以来大量新史料的挖掘和出版。如何从政治事件史角度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学术瓶颈，将是21世纪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