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6)

　　纵观国内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批判，具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认为列强对辛亥革命采取了干涉和破坏活动，是绞杀辛亥革命的帮凶。如吴乾兑的《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余绳武的《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和卿斯美的《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等论文都持这一观点。国内学界在列强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上所持的这一观点固然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难免过于笼统和简单化，有失偏颇，尚需做更为全面和更为客观的评价。

　　就辛亥革命与各个列强的关系来说，以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最为密切。整个辛亥时期，日本都是革命党人的一个聚集地。因此，学界对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关注，研究成果也最多。除相关论文外，还出版了多本有学术分量的专著，如赵金钰的《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廷江的《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焞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及赵军的译著《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等。

　　综观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日本民间诸如日本浪人、志士、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及日本舆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二是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

　　就日本民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说，赵金钰和俞辛焞都认为，除了像梅屋庄吉等极少数真正同情并热忱支持中国革命和革命党人的日本人之外，大多数人虽然在金钱和生活上热情援助和接待过留学或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但他们怀有以此手段来获得中国权利的长远目标，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李吉奎在系统考察孙中山与日本民间的关系后也指出：“虽然从民间来说存在友善的一面，但由于当时两国是处在不平等时期，因此，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令人愉快的。”

　　就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来说，俞辛焞认为日本政府与英美等国有很大不同，并没有采取“中立”政策，而是试图出兵干涉，以武力镇压革命；对袁世凯的态度，日本也和英美截然不同，反对袁上台掌权；在中国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出于吞并东北和内蒙古的侵略目的，向革命党人提供武器和贷款援助，主张南北分治，以此削弱中国。李廷江在考察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的动向后也指出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无一不试图乘中国动乱之机，强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进而向中国本土扩张势力”。

　　关于美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卿斯美和夏良才分别探讨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美国对华政策对清末政局的影响，认为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国际背景和导火线，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三次拒绝支持清廷抵制日俄的请求，同时又逼迫清廷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出卖利权，阻止了预备立宪的进程，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因此预备立宪的失败“不仅仅是清王朝与立宪派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而且亦是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急剧发展的产物”。崔志海和张小路分别探讨了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认为虽然美国驻华外交官对辛亥革命有不同态度，美国政府也拒绝承认湖北革命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但由于美国政府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一场“太平天国”性质的反清革命，而没有将它定性为“义和团”性质的排外运动，因此直至清帝逊位始终奉行中立政策，并没有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行干涉和破坏，也未偏袒袁世凯，而是听任清帝逊位，主张等待承认一个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新政府。此外，郝平著《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详细论述了孙中山在美国的革命活动以及他为争取美国政府及民间支持所做的努力，并探讨了美国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是一部专门研究美国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综合性著作。

　　关于英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国内学者多认为英国在辛亥革命中的对华政策与日本有所区别，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在华商业和贸易利益，以维持它在华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大体遵守了中立政策，反对武力干涉，但在南北议和过程中，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则明显偏袒袁世凯。

　　关于法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张振鹍对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前往法国的活动、原因及意义做了具体探讨，指出孙中山在巴黎接触的主要是法国在野人士，目的主要是以中国革命的指导者的身份,就即将提上日程的建国任务及对外关系的某些原则做出说明，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争取法国的财政支持；孙中山与法国官方的接触则授意其代表胡秉柯、张冀枢具体执行，孙本人并未见过法国官员。吴乾兑则从法国对华外交角度，探讨了1911年至1913年辛亥革命从爆发到结束期间法国政府的态度与反应,认为辛亥革命之初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反对共和、力图挽救清朝统治，并为此主张重新起用袁世凯和给予清政府贷款，拒绝向孙中山提供贷款和外交支持；在南北议和中，法国政府则拒不接受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主张由袁世凯来恢复中国秩序，并向袁世凯提供善后大借款，以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关于俄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4卷下册做了详尽的论述，认为由于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和俄国的侵略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俄国政府自始至终持反对态度，使用各种形式进行干涉，同时利用当时中国的动荡局势，在长城以北展开大规模的领土掠夺活动，带头掀起又一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对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趁机对东三省、新疆和蒙古的侵略活动分别做了具体考察和揭露，指出“沙俄是利用辛亥革命之机推行肢解中国的政策、抢到赃物最多的帝国主义强盗”。

　　关于德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肖建东认为德国是当时干涉中国政局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它一方面为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竭力反对革命，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并在南北议和中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又为袁世凯统治的确立输血打气，支持提供善后大借款，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德国为维持列强在华均势，联合美国和英国反对和抵制日、俄两国单独干涉中国和趁乱独吞中国的阴谋和企图，客观上为维护中国领土现状起了积极作用。赵入坤对德国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看法与肖建东稍有不同，他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对华武装干涉、善后借款与承认民国等问题上，德国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与其他强国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德国的反应相当迟缓,它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政策都是在列强改变政策后被迫制定的,因而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纵观国内学界对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研究，除日本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外，主要聚焦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但如所周知，1911年的武昌起义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高潮，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非在1911年一夜之间成功的，而是经历了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因此，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国沿袭二千余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革命党人一派之功，而是清末各派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因此，有关清末会党、新军、华侨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及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就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