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3)

　　二、关于革命团体、武装起义和组建民国的研究

　　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同，辛亥革命是一场由革命团体有组织领导的旨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暴力革命。因此，有关辛亥时期的革命团体及其反清武装起义，也就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革命团体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就同盟会的组成以及它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关于它的组成，国内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同盟会系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而成立的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如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章开沅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均持此说。另一种观点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认为同盟会并非由上述团体合并而成，事实是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光复会的重要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等均未与闻其事，在参与筹备的79人中，90%与各地革命团体没有组织关系，而孙中山在1900年之后就已不再以兴中会身份开展活动，同盟会系孙中山联络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集全国之英俊”结合而成的革命团体。后一观点代表了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研究，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对于1907年同盟会会员焦达峰和日知会会员孙武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共进会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起了联络革命党人和会党的作用，其革命活动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应予肯定,不能看作对同盟会的分裂。另一种意见认为共进会是独树一帜的革命团体，且其组织形式较多地受了会党落后一面的影响，具有浓厚分裂性质。第三种意见认为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有一个转变过程，大致以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为转折点，此前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趋势并不明显，但在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分道扬镳的趋势就明朗化了”。

　　对于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除个别学者强调它的消极影响，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是分裂同盟会的“恶劣行为”,是“重拉山头”、“另立门户”之外，国内多数学者并不将同盟会中部总会视为“分裂”活动而加以批判，反而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历史作用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它在同盟会涣散之际成立，是迫于当时革命形势需要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不但不是分裂行为，而且对推动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关于光复会的性质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国内学者的观点分歧和变化比较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些学者以同盟会和孙中山为“正统”，对光复会持比较负面观点，认为光复会是一个地主士绅领导的反清革命组织，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或说光复会属于较多反映农民利益的资产阶级团体；或说光复会属于同盟会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对于1910年陶成章脱离同盟会重建光复会，学界更是斥为“分裂主义”和宗派活动而加以批判。进入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光复会的看法和评价多有改变，比较一致地认为光复会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时又具有一定自身特色。并且，对于1910年光复会的重建，学界亦不站在同盟会的正统立场上，简单斥之为“分裂主义”而加以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光复会诸人在思想观点和斗争策略上与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等存在严重分歧是产生分裂的真正原因，导致这种分裂双方都有责任；光复会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个根本问题上和同盟会仍然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仍然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并无根本利害冲突，两派在稍后的广州“三·二九”起义中就再度携手合作，光复会还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为光复上海、南京和杭州做出了重大贡献，革命性仍是其主流。

　　关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方略，国内学者大致有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认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没有做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仅仅依靠会党和新军，具有军事冒险主义性质，结果招致起义的失败。但主流观点多持历史主义态度予以肯定，认为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并不是完全脱离广大群众的军事冒险主义；即使有的学者承认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没有实行同工农的结合，存在急于求成和盲动主义等弱点，因此带有军事冒险主义的某些痕迹，但同时认为革命派从依靠会党和新军入手的方略在当时还是正确的，武装起义并没有完全脱离群众，指出革命党人在起义之前相当认真地考虑了事情的各个方面，尽了一切努力，而当起义的胜利难以实现时，他们仍以大无畏的必死的决心发难，用自己的鲜血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对于这样的革命者是不应苛求的。

　　对于革命党人多选择两广和云南等西南边陲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一派学者持批评态度，指出西南边陲地区虽然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一些便利条件，但在1907年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转入低潮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执着在此发动武装起义，这是存在失误的，既不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生存，也无益于在更大范围内扩大革命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打击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士气，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原因之一，而且使仰赖于海外华侨的筹款活动益发困难；或指出革命党人在西南边陲地区的一次次失败，证明从边境打开缺口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革命党人的选择是正确的,无可指责，这些地区当时的确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便利条件。

　　对于革命党人采取的暗杀行动，国内学者也有两种不同评价。传统观点对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持批评态度，认为暗杀行动对革命事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弊大于利，不但未能动摇清朝统治，而且往往牺牲许多革命骨干，暴露革命组织，致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另一派学者则充分肯定暗杀活动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暗杀行动虽然有消极性，但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起了鼓舞人民革命斗志和瓦解敌人士气的作用，不宜简单地将它当作错误行动进行批判；武装起义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暗杀行动。

　　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国内学界就湖北成为首义之区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个别学者认为武昌起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更多学者不认同此说，认为武昌起义具有必然性，或认为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在两湖地区长期活动和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或归因于湖北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舆论宣传背景，或归因于张之洞在湖北举办的新政，或指出武昌起义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