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4)

　　关于民国的成立和组建，国内学界曾围绕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的性质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性质，传统观点认为是一个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军阀、官僚、立宪党人共同领导的“联合政府”。进入80年代后，国内学界通过考察和分析南京临时政府的人员组成、权力运作，以及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和《临时约法》的内容，比较一致地倾向于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由革命派掌握实权的资产阶级政权。

　　关于各省军政府的性质，主要围绕著名学者胡绳提出的四种类型的划分展开热烈讨论。胡绳将宣布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如湖北、湖南、贵州；二、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权，如云南、浙江、四川；三、假革命党——军阀和流氓政客政权，如陕西、山西、上海、福建、广东；四、旧巡抚穿上新都督外衣的政权，如江苏、广西、江西、安徽和山东。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决定各省军政府性质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特别是他们当时的政治实践”，不能“仅以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所属的政治派别、个人品质及其在辛亥以后的政治立场，作为判断军政府性质的标准”；据此判断标准，他们认为各省军政府由革命派始终控制的有鄂、陕、晋、滇、黔、粤、闽、浙八省和沪军都督府；经过斗争而由革命派逐渐占据上风的有赣、皖、川三省；真正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握的只有苏、桂、湘三省。

　　与此相关，在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中一些独立省份的“和平光复”问题上，国内学者的观点前后也有所变化。8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对“和平光复”基本否定，认为“和平光复”是立宪派破坏革命的阴谋，或者说它是“廉价”革命，换汤不换药，没有触动原有的封建统治机构。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和平光复”倾向于肯定，认为“和平光复”对辛亥革命也是有贡献的，“它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助长了革命声势，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对武装斗争起了配合和补充作用”，“是革命党人在辛亥光复中所采取的一种革命策略”，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是革命党人长期宣传、策反的积极成果。

　　对于民国政权被袁世凯窃取的原因，国内学者从主、客观两方面做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认为主观原因是民党方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组织涣散、思想混乱，缺乏一支有共同革命理想和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以及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等。客观原因是缺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反动势力的强大，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拆台，帝国主义的破坏，以及财政困难等。

　　与既往多从革命史角度解读民国的组建与失败不同，近年有些学者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加以解读。如有的学者通过对民国肇建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阙失”现象的考察，揭示传统因素在清末民初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意义，认为民国政权出现的“合法性阙失”现象与民国党人未能利用旧制度的传统因素有着密切关系，辛亥革命的成功摧毁了清朝的统治，在表面上终止了其“正统性危机”的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国政府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正常的秩序重建之中；民国政府迫切地汲取西方的宪政规则建立起自身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却相对忽视了如何有针对性地汲取清朝遗留的“传统”以作为宪政改革的辅助因素，民国党人既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清帝作为多民族共主形象的作用被消解后所遗留的疆域与民族问题，也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政教关系解体后所产生的道德文化真空问题。也有学者对辛壬政权鼎革之际，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和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如何采取暗度陈仓之策，接收和合组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在接收清朝旧署和组建国务院过程中存在的南北和新旧矛盾及问题做了较以往更具体的考察，揭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细节。

　　尽管有学者在组建民国的研究中开始尝试跳出传统的革命史研究窠臼，但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水平上，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团体及武装起义方面，以往的研究过于粗线条，偏于定性分析和是非评价，多有可深入之处。以同盟会及其组织的武装起义的研究来说，虽然相关论著不少，但对同盟会领导层的日常运作、实际会员的人数和构成、各个分会的情况，以及历次武装起义的策划及参与人员等，并不十分具体和清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已出版的众多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迄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同盟会的权威性著作及系统研究历次武装起义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三、关于辛亥时期的会党、新军、华侨、立宪派和清朝政府的研究

　　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国沿袭二千余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革命党人一派之功，而是清末各派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因此，有关清末会党、新军、华侨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及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就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国内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派学者比较强调它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会党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积极参加武装斗争，“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在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发挥了颇大作用”，“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军”。或说会党是“革命党的主要群众基础”，并在辛亥革命时期趋向统一组织，趋向民主革命，趋向接受资产阶级领导，其功绩不在新军之下。或将会党的作用归纳为组织群众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参加辛亥决战和募饷筹款四个方面。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应该为会党立一块历史丰碑——‘辛亥革命时期民族民主革命旗帜下的马前卒——中国会党’”。

　　另一派学者认为对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不宜估计太高，指出从整个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来看，1908年之前主力是会党，之后则是革命化的新军，“在对封建政权的最后一击中，主力军是革命化的新军，而不是会党”。有些学者还以会党在辛亥革命后投靠立宪派、旧军人和袁世凯北洋势力而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坐实会党缺乏历史进步性。也有学者认为会党对辛亥革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种二重性贯穿始终。

　　在有关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讨论中，国内学者还曾就会党的性质及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是否可看作革命党人与农民的一种特殊结合或联盟，进行过讨论。一派持肯定意见；另一派则持否定意见。现在看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可以说是个“伪问题”。这不仅在于会党的性质不能代表农民，更在于整个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始终未曾发动过农民，未曾对清末的民变加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