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7)

　　五、 关于辛亥历史人物的研究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政治史和事件史的研究更是如此。相关人物研究始终是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已发表的成果中占有相当比重。学界对辛亥时期人物的研究，大体可分三类：一为革命党人；二为立宪派人物；三为清朝官员。

　　在革命党人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是对孙中山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60年来国内发表的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有300余种，论文多达2000余篇，内容涉及孙中山的思想、文化观和革命活动。在孙中山研究中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再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进行自我检讨和反思，呼吁国内的孙中山研究回归学术，避免陷入以孙中山为正统论的窠臼。如王学庄在1985年提交“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篇论文中专门就国内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国内的孙中山研究纠缠于孙氏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讨论，并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论作为立论的根据，以论证孙氏为革命的第一位领导者为目的，存在明显褒扬孙中山或为孙中山辩护的倾向：在将孙中山同其他革命党人作比较时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贬低他人以抬高孙中山；为论证孙中山的伟大和历史地位，忽视革命运动的发展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推动和影响；在涉及孙中山缺点问题上缺乏正视勇气；评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标准不一，对孙中山的功绩阐幽发微，对他人的功绩熟视无睹，对孙中山的过失曲予原宥，对他人的过失深文周纳。他大力呼吁国内的孙中山研究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指出国内学者对孙中山的偏心研究“本欲爱之，适以害之”。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也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国内的孙中山研究提出批评，指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常被有些人称为‘显学’(显赫的学问),不无洋洋自得之感。其实,显学在中国常有官学之嫌,甚至就是官学之别名。1949年以前,孙中山研究为国民政府所重视,1949年以后,又为人民政府所重视。这种情况,对于孙中山研究来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呼吁国内学者要进一步摆脱“历史地位”、“丰功伟绩”等单纯的政治评价的指标体系,加强从文化史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展开对孙中山的研究,使人们心中的孙中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国内学界的这种自我反思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不但维护了国内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也为推动和深化其他辛亥历史人物研究扫除了障碍。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不但对辛亥革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黄兴的历史地位做了充分肯定，克服了此前以孙中山的兴中会系统为正统的“扬孙抑黄”的倾向,同时还加强了对孙、黄等正统派之外特别是江浙光复会系统的革命党人的研究，并对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湖南人）等做了重新评价，对陶、章、李等为辛亥革命所做的贡献多予肯定。

　　在对辛亥革命党人的研究中，有学者还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对个别革命党人的变节或与清朝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做了探讨。如有的学者对1907年12月间章太炎为赴印度做和尚向清朝满族高官端方谋款一事做了考察和分析，认为章与端的关系仅止于此，章太炎并未成为端方的“侦探”。有的对汪精卫庚戌入狱后的表现做了考察，或认为汪的表现已变节，投顺清政府；或认为汪精卫入狱后的表现只是受了感化，还未至投降变节程度；或认为汪精卫入狱后的表现不但没有变节，并且激发了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为催生民主共和制做出了积极贡献。有的对刘师培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加入同盟会、宣传革命到1908年归国后变节、投靠端方的过程及其原因做了考察和分析。有的对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杨毓麟与清廷高官军机大臣瞿鸿、两江总督端方的关系，以及他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的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做了具体考证，纠正了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中不实记述，揭示了杨毓麟这位与众不同的革命党人在主张对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的同时，不放弃采取改良的途径，即通过清廷上层的实权人物，推行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使中国走出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的另一侧面。

　　在对立宪派人物研究方面，国内学界的一个基本研究趋向是，随着80年代之后摆脱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作为辛亥革命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对立宪派人物愈来愈趋向于做正面和肯定评价。如对立宪派两位领导人物梁启超和张謇的立宪活动一般都不再视为清政府的帮凶加以否定，更多给予正面评价，认为他们两人领导的清末立宪运动传播了民主政治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君主立宪的和平请愿运动和民主共和的暴力革命是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中所走的两条不同道路，不能将他们看作革命的死敌和绊脚石。与此相关，国内学者还进一步对一些地方立宪派领导人物如杨度、汤化龙、汤寿潜、熊希龄等人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如学界对湖北立宪派领导人物汤化龙长期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在武昌起义时曾密电清政府“决不从逆”，其转向革命是伪装的，但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这一观点多有纠正，指出汤化龙并无密电“决不从逆”之事，其转向革命是基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能，并非伪装或投机。对于杨度辛亥时期的君主立宪主张和活动，虽然仍有学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其“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以消极的为主，积极的作用是次要的”，但更多学者倾向做正面评价，认为杨度的君宪思想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以进化论、工具主义、权威主义体认解读西方宪政文化,进而构建起其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参与了近代中国宪政文化品质的塑造”。或以1908年杨度入仕清朝宪政编查馆为界，认为此前他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值得肯定，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提高人民民主觉悟均有促进作用，此后则成为清政府的御用官僚。

　　再者，自80年代之后，学界还加强了对辛亥时期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并对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和关系做了重新评价，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不少学者对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的重新出山予以肯定，而不再将他作为革命对立面一概否定，指出袁复出后启动南北议和，并亲手修改清帝退位诏书，促成南北与清室三方达成共识，使辛亥革命进入和平轨道，使各派的政治利益得到最大满足，国民免遭战争带来的屠戮与浩劫，这是古老东方政治智慧的结晶。或说袁的出山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日后实现民主共和政体减少了阻力，袁世凯倡议南北议和是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达成不经战争结束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有效途径，是避免和扼制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的有效办法，也是当时民心所向的举动，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所采取的手段使清廷自感除退位一途外别无选择，因此在辛亥革命“赶跑皇帝”的斗争中，也有袁世凯一份功劳。或曰袁从汉口、汉阳战役胜利后及时调整战略，力主南北和谈，到政体选择的关键节点最终随着舆论的导向、局势的发展，赞同民主共和，顺应了时代潮流。又如对于原清军将领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固然有些学者将他在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看作反革命势力篡夺了革命政权，认为黎是混进革命营垒中的旧官僚、旧军阀，对辛亥革命起了破坏作用，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指出黎元洪出任都督虽非主动响应革命，并对后来革命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在当时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顺应历史潮流，出任都督，对从内部分化清政府、争取汉族官绅响应和支持革命，还是起了积极作用，应予肯定。有的通过对清朝重臣岑春煊在辛亥革故鼎新之际如何由一位封建臣属转而“走向共和”、成为“国之公民”过程的具体考察和分析，指出在历史转折关头，有些人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归附于新兴的掌握未来的阶级，此非岑春煊独然，而是一批清朝官员的共同趋向。有的对清末担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采取的各种破坏革命活动做了具体考察和揭露。有的对辛亥鼎革之际庆亲王奕劻的动向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认为奕劻力主清帝逊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因为受了袁世凯的贿赂，而是在环视列强态度、国内舆情、清廷自身力量后，出于最大化保护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的举动，等等。

　　纵观60年来学界对辛亥历史人物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一、研究面不断扩大，从研究革命派和立宪派少数领袖人物扩大到两派的一些次要人物，并在90年代之后不断加强了对辛亥时期一些重要的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二、随着资料的不断开放和利用，对相关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化。三、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对辛亥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断趋向客观和理性，逐渐摆脱了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正统革命史观的束缚。但同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和矫枉过正现象。另，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有待加强对辛亥历史人物群体和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