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5)

　　还需要指出的是，既往有关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多从革命党人方面立论，在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有意或无意地预设了一些前提和评判标准，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领导和被领导、改造和被改造、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这种研究视角是存在问题的，它很可能遮蔽了辛亥时期会党与革命党人之间更为复杂的双向关系，由此影响了我们对会党作用的评估。如能从会党或秘密社会角度，平等反观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及对革命的影响，或许可为研究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供一些新的识见。

　　在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新军和会党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依靠的现成力量，都对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新军与会党作用高低的评估上，有的学者倾向会党是革命的主力军，有的学者则认为革命的主力军应该是新军，会党只起了辅助作用。既往国内有关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的盲点在于，对于截至武昌起义爆发时国内新军的人数迄今未有定说，有说30万左右的，也有说16万之多的；有说24万的，也有说约17万的。而对于武昌起义爆发后到底有多少新军转向革命更是一头雾水，迄今未有一个具体数字。此外，在肯定新军对辛亥革命贡献的同时，对新军在维护清朝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多有忽视。既往研究中存在的这一不足，势必影响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的讨论。至于国内学者争论新军与会党贡献的大小及谁为革命的主力军，则容易陷入瞎子摸象、各说己见的窘境。历史的实际情况是，新军和会党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其作用和地位是各不相同的。简单、笼统地断论新军与会党贡献的大小、高低，难免与实际的历史脱节，受人诟病。这不是一个可取的研究路径。

　　关于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能是受孙中山曾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影响及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国内学者基本上正面论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认为华侨是辛亥时期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并从组织革命团体、参加武装起义、制造和宣传革命舆论及捐款助饷四个方面，具体阐述和论证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

　　既往有关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方面的观点固然有其历史根据，但其中存在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忽视了华侨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海外华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所面对的不只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同时还有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政治势力及当时更为强势的清朝政府的争夺，单向度强调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可能并不符合海外华侨的真实情况，至少是一种简单化。再者，既往国内学者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的研究也不深入，只是做了粗线条勾勒，并且几乎公式化，缺乏翔实史料支撑，内容多有重复，不但对美洲、南洋、澳洲和日本等不同地区海外华侨的革命网络没有一个清晰的勾勒，并且对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也缺乏足够的研究。总之，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深入。

　　关于辛亥革命与立宪派的关系，国内学者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有变化。大致说来，在辛亥革命研究的起始阶段，国内学者普遍站在革命派一边，将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立宪派看作革命的对立面加以否定，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矛盾和斗争看作是势不两立的路线斗争。与此相应，国内学者对立宪派也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立宪派是“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他们与清朝政府虽然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立宪派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站在封建主义方面的”，他们在清末发起三次国会请愿活动，目的是要“抵制即将爆发的革命运动”；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附和革命，完全是一种“伪装”和“投机”行为，是以响应革命的名义来“腐蚀革命”，是“企图站在革命方面来抵制革命”，“不使旧秩序遭到震撞”，从而达到“破坏革命”、“窃取革命果实”的目的。

　　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对辛亥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及其评价多有改变。固然有些前辈学者依然坚持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对立宪派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愈来愈多的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辛亥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两个不同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并非两个敌对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立宪派固然在革命道路和政体方案的选择等方面与革命派存在分歧，一个主张合法斗争、一个主张暴力革命，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主张民主共和，但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目标最终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立宪派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具有敌我性质，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因此，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之后转向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并非“投机”行为。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立宪派的历史作用也做了重新评价，充分肯定立宪派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立宪派在辛亥时期的政治宣传和立宪活动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思想启蒙和组织动员作用，清朝的覆灭是立宪和革命两派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立宪派在辛亥时期创办民族工商业，发动和领导抵制外货和外债、收回路权运动，从事兴学和出版工作，也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有的论著则对上述两种对立观点加以折中，主张对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应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指出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抵制和破坏革命一面，也有要求抵抗外患、宣传民主、瓦解清朝统治的作用。虽然国内学界尚未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统一的定论或共识，但肯定的观点实际上被愈来愈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逐渐成为一个没有定论的共识。

　　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还加强了关于清朝政府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与清朝政府在最后十余年的种种失策特别是新政改革有着密切关系。如有的学者指出正是清政府在新政中的种种失误，诸如官场腐败依旧且愈演愈烈、对列强的卑躬屈膝、全面铺开的新政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间的脱节、对民生的漠视和加倍的盘剥等严酷的现实，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使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也有学者认为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革命的爆发，并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而清末最后十年所遭遇的制度转型困境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等等。最近，国内学者还就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意义做了具体探讨，并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商榷。一些从事法学史研究的学者根据日人有贺长雄的观点，认为逊位诏书以“禅让”方式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不但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现了“主权”的和平转移，使民国的“主权”有了合法性依据，同时也避免了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局面，促成了“五族共和”，因此是中华民国建国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作用堪比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对此，一些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提出颇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批评该观点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也违事实，指出从法理上来说，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为对立的政治制度，两者绝无权力授权的关系；从历史事实来说，清朝政府是为革命所推翻，中华民国系革命建国，即使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也是由民国政府授予，而非清政府“禅让”；至于辛亥革命后在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问题上，则无论成败，都与退位诏书没有内在联系。近年学界所做的这方面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个问题，多偏重研究清政府在加速革命方面的影响，而对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对付革命的举措及如何镇压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识水平上。学界尚需在这方面做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四、关于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研究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推翻清朝统治和专制制度的革命，虽然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它同时也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曾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反响。因此，研究辛亥革命与列强的关系也就成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