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注释从略

　　在晚清政治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但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沿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和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并不是1911年突然创造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斗争过程。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和论著大多以1894年革命党人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从事反清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民国这段历史，作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样一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大革命，国内学界的研究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既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也涉及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流变；既研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和宣传活动，也研究这一时期立宪派的立宪活动和下层民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及其与革命的关系；既研究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加深，也研究这一时期清朝朝政的变革及其影响；等等。本文以时间为经，以问题史研究为纬，着重从政治事件史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综合考察，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

　　一、研究概述

　　辛亥革命作为晚清历史上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但受国内政治形势及学术思潮的影响，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同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建国初期、“文革”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90年代之后的守望和拓展四个时期。

　　建国初期，即1949—1965年间，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历史纪念周年”的影响，曾出现两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受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驱动；第二次热潮则受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驱动。在这两次热潮驱动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革”时期，即1966—1976年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受挫折阶段。196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本应该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大年”，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特殊政治气氛下，除周恩来、董必武、何香凝三位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纪念会上的三篇讲话和《人民日报》刊载的宋庆龄、程潜两篇纪念文章外，学术界居然没有发表一篇学术性论文。自此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冰冻时期，直至1971年底，出版界和报刊上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一直保持“零”纪录。在1972—1976年“文革”的后5年里，虽然出版了20来种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著作、译述和资料书，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和论文，但这一时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影射史学的影响，几乎被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所绑架，被纳入“儒法斗争”史的叙述范畴，横遭践踏。

　　改革开放初期，即1977—1991年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崛起和繁荣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逐年增加：1977年16篇，1978年22篇，1979年57篇，1980年156篇。经过4年的恢复，辛亥革命史研究于1981年迎来空前繁荣局面。是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除10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当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1200余篇。此后，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在1982—1991年的10年里，发表的论文平均每年450篇。在1977—1991年的15年里，国内总计发表论文6000篇、著作200多种，特别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编的二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等三部大型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臻于成熟。而1991年同年出版的三部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即章开沅等编著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和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以及李喜所、凌东夫主编的《辛亥革命研究一览》，不但对1990年以前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做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具体反映了80年代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空前繁荣。

　　1992年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守望和拓展阶段。在经历80年代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进入90年代之后虽然继续受到重视，但较诸80年代明显有所冷却。自1992年开始，直至2011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减少，每年200篇左右，并且论文学术质量也有所下降，低水平的重复之作增多。同时，研究重心亦多有转变。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的第一个转向，是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及革命派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的研究。这在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的论文、著作和资料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发表的论文来说，1992年之前主要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12年里，前者与后者论文数量之比，除1988年达到10：2和1990年达到10：3之外，其余年份都在10：1左右，平均为10：1.3(1.267)。进入1992年之后,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与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之比,由是年的2.5：10到1998年的6.3：10,至2003年则开始反超后者，为12.8：10。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发生的第二个转向，是由单纯的政治事件史转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许多学者在他们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中将此作为一个拓展方向。如严昌洪、马敏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即建议要自觉加强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回顾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