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3)

　　据孟岘考证，蔡元培加入同盟会的具体日期是“乙巳九月二十九日”，即1905年10月27日，吴樾炸五大臣一事却发生在1905年10月24日，亦即蔡氏加盟前三天，并非如其《传略》所说是在他人会后颇久才发生的。此外，杨笃生、苏凤初(鹏)两人加入同盟会是在蔡元培之后，孙少侯加入同盟会之日与蔡同时，陶成章是在1907年入会，徐伯荪(锡麟)则从未加入同盟会。这些情况与蔡元培的回忆都正好相反。因此，孟岘推测，蔡元培所说的那个试制炸药的暗杀小组，事实上并不是同盟会组织，而是陶成章所说的那个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16)但事实上，据章士钊的回忆，蔡元培当时加入的是爱国协会。考虑到章士钊与爱国学社及苏报的深厚渊源，他在华兴会中的地位，以及他因万福华案被捕的事实，笔者认为他的说法是可信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光复会的成立与爱国协会的活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从章士钊的回忆资料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转录的杨笃生传记资料来看，杨笃生率暗杀团(队)赴沪，是在八月间。其后，杨笃生又与章士钊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协会，“招邀”蔡元培等内层人士入会。在这个过程中，杨笃生始终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而蔡元培则只是一个成员而已，并不是爱国协会的领导者，在情理上也不可能在爱国协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将其改为光复会。而在爱国协会机关被破获，章士钊、杨笃生、黄兴、张继、苏凤初等十二人尽皆被捕的情况下，要将爱国协会改成光复会，恐怕也不可能。因此，笔者推断：光复会是蔡元培等人在爱国协会之外成立的一个新的组织，其主体即为蔡元培当时掌控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的部分成员(17)。因龚未生有军国民教育会的背景，蔡元培此前也加入了爱国协会的活动，而爱国协会主要成员又大多有军国民教育会的背景，故陶成章推测光复会是从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来的。但陶成章自己并非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也没有加入爱国协会，对这两个机构的内情并不了解，所述亦不足为据。可以确定的只是他到上海时“蔡元培已由人望见推为光复会会长”的事实。据魏兰回忆，陶成章为策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十月初一直随戏班在义乌、金华间行走。十月初十，始与会党领袖言明湘、鄂之事。“过数日，湘、鄂杳无动静。先生遂由义乌经诸暨而至杭城，阅上海各报，始知湖南事败，湖北、福建按兵不动，先生仍由杭城而至义乌，往返四日，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之多……(其后)由义乌至永康，又由永康至东阳之玉山尖，与大开和尚等接洽，复由台州而至上海。”推算起来，陶成章到上海的时间大概是在十一月间，则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光复会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农历十月，其商议地点亦应在爱国女校内。至于具体日期则很难确定，既有可能在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事件发生之前，也有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后。(18)如果是在枪击案前，则可视为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之举，因当时浙江革命志士并无统一组织，蔡元培在爱国协会中并没有担任领导角色，在华兴会与陶成章等人之间也只是居间联络，而陶成章等人在与会党联络的时候也没有以组织为依托，在此情形下，如果蔡元培等人决定另起炉灶，在以湖南革命志士为主体的华兴会和爱国协会之外建立一个以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新的组织，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如果蔡元培等人是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发起成立光复会，那也是因为此时爱国协会已经解体，华兴会人士被捕，出狱后又相继东渡日本，而浙江革命志士则基本上没有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以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新的秘密组织，是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

　　由于缺乏相关史料，对于光复会成立的具体经过，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但从蔡元培和陶成章的相关表述来看，蔡元培等人在发起成立光复会的时候，恐怕只是私下里商量了一下，定了一个大体的宗旨和名目，并没有举行什么正式的会议，就连正式名称也没有确定下来。这正是陶成章称光复会又名“复古会”的原因。按照陶成章的说法，“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而要组织暴动，就势必要以秘密会党为主体。因此，蔡元培在发起成立光复会后，即力邀与两浙会党颇有结纳的陶成章、敖嘉熊两人加入，后来又吸收徐锡麟等人参加，其目的就是想通过他们与浙江各地的秘密会党进行联络，并将会党力量收于麾下。对蔡元培来说，会党的加入是光复会真正成形的标志，如果没有陶成章和徐锡麟等这些对会党有影响的人士加入，那光复会就只是一个空的名目，或者只是以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教育会部分人士和爱国女校部分教员的一个缺乏行动力的小圈子而已。这也正是蔡元培那么注重他十二月间在爱国女校与陶成章、徐锡麟的那次聚会，并将光复会的成立时间放在那次聚会之后的原因。

　　但是，从蔡元培力邀敖嘉熊入会未成及陶成章介绍魏兰入会却不被蔡接纳这两件事来看，蔡与陶、敖、魏之间其实还是相当隔膜的。(19)在陶成章的心目中，“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20)，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以暗杀和暴动为宗旨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他之所以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加入光复会，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光复会的宗旨和构成对他有吸引力(21)。但蔡一方面力邀他入会，另一方面又不接受他推荐的魏兰入会，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为难，因为他此前一直是和魏兰合作运动会党的，与魏兰关系最为深厚，不可能撇开魏兰。事实上，就在加入光复会之后，陶成章也是与魏兰同进退的。据魏兰所述：“十二月(22)，先生(按：指陶成章)约兰赴日本，与诸志士筹商。兰因变卖田产，偕毓祥等腊杪始至上海，而先生则先期而行。乙巳正月，始晤于东京，并与黄兴、蒋智由、陈威、陈毅、秋瑾、彭金门各志士商议办法。先生因中国人迷信最深，乃约陈大齐在东京学习催眠术，以为立会联络之信用，并著有《催眠术精义》一书。夏间归国，设讲习所于上海。既而兰亦言旋。时敖嘉熊力图扩张势力，欲借温、台人之团体，以起义师，在嘉兴创设温台处会馆，招冯豹、陈乃新为千事。先生荐兰为总理。兰与毓祥复引丁锋、魏毓蕃、赵卓、昌逢樵、许绍南等为执事员。先生偕龚宝铨、徐锡麟至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因温州人之冲突，会馆不能成立。先生乃引吕逢樵、赵卓等，先后而至绍兴。后荐兰为东湖学堂总教习，兰以母病电招归去，不果行。先生与锡麟等密商，招集金、处、绍各府会党人，为大通学堂学生，设体操专修科，朝夕训练。”(23)可见当时陶成章和魏兰等人并不是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在蔡元培担任会长期间，光复会的组织结构还是比较松散的。

　　三

　　除了陶成章、蔡元培以外，章太炎、龚宝铨、陈魏、俞子夷、沈瓞民等人也曾以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身份先后写过一些有关光复会的回忆录，对光复会的来历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汤仁泽《光复会与浙江》一文分析，章太炎对光复会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似乎有些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