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5)

　　1903年夏，蔡元培师为《苏报》案避青岛。是年冬，返沪办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次年，日俄开战，日报改名《警钟》。是年秋，蔡师再度主持爱国女学(在爱国学社执教时兼长女学)。我则于爱国学社散后随同学往日本。初秋，由宗仰师(亦避至日本，与孙中山先生同寓横滨)介绍至横滨华侨所办中学学堂任教。1905年初夏，我回上海，由蔡师介绍至新民学堂当教师。此校初创，由安徽万福华主持，实为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机关。初冬，万枪击王之春，未中被逮，新民解散，蔡师招我至爱国女学。

　　爱国女学发起比爱国学社早些，开学比较迟些，学生很少，我去时暂教低班国文。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国人自办的理化器材供应机构，当然绝大多数是日本进口货，但已有工场开始仿制及修配……我课余读书，实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

　　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何海樵是熟识的，爱国学社时教过我们兵操。另一位是苏凤初，系初相识。开始时，举行过类似会党里的“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实验室陈设简单，桌凳外，全是药瓶及玻璃器皿。每天定时学习，先制雷银；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棉火药颇易制，硝酸甘油则屡试不成。反复研究，原因是硝酸、硫酸不够浓。钟先生处只有普通试验用的。打听到外国药房有强酸出售，利用我短发西装，可以冒充日本人出入采购，不易惹人注目。外自大桥堍的“大英药房”有上好强酸，“科发药房”的甘油很纯，三种东西分作三次买。用这等药品一试即成，连试连成。我们只有一部江南制造局译印的《化学大成》作参考，日文书关于炸药的远不如关于毒药的易得。学完暂告一段落，此后着重各自分别研究。末一种爆炸力极大，何曾把玻璃研成粉末，与制成品拌和，突然爆炸，满面受伤，久治始愈。日文化学书提到此种液状物宜用“硅藻土”吸收，但我们无法弄到。

　　这个小组只管试制炸药，弹壳问题是否另有小组负责不得而知。组织极端秘密而严格，同组共有几人我也不知；所知者，只是同时试制的二人。杨笃生同组，久后始知。但是我亦为弹壳事做过一次居间人。蔡师拿一份何海樵绘的图样嘱我设法接洽一个工厂试制。经常往来的薛立生表示过他厂内无法试制。探询数处后，最后我往科学仪器馆接洽，店员允交工场研究后再决定。临行前，我给以英文地址、姓名，几日不见答复，往询原经手店员，他说：工场不能做，已将原件邮寄退回。……弹壳做不成，贻误了大事，后来得知杨笃生为此事致函蔡师催促，北京方面正待使用(即指是年九月吴樾事言)。

　　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写成他斟酌修改后，我用氯化钴液誊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有墨笔抄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

　　章程以外，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例如：“销路畅”代“工作顺利”，“生意不好”代“情势不利”之类。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例如我的代号是“怡康”。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何地认识？(入会地点)问答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从此等情况看，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31)

　　俞子夷的这篇回忆录，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言之凿凿，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但推究起来，却有几个大的破绽。其中最大的一个破绽，就是“1905年”这个时间点。文中称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是在1905年初冬，光复会成立是在“将近寒假前”，与两个事件真正发生的时间都差了一年。而且，因受万福华案牵连被解散的那个学校的校名并不是新民学堂，而是青年学社，该校也不是由万福华主持，而是由秦毓鎏等人创办的。俞子夷如果真的在该校任过教职，按说不应该误记该校校名。如果说文中的“1905年”字样是“1904年”的笔误，那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在谈到组织问题前，文中还说到了“是年九月吴樾事”，也就是光复会会员吴樾谋刺五大臣的事件，这却是发生在1905年的事件。俞子夷将此事放在草拟光复会章程一事前进行叙述，表明在他的认知里，光复会的成立是在吴樾谋刺五大臣之后，这显然是个很大的错误(32)。但这个错误并不能用笔误或误记等原因来解释，因为它是与试制炸药的相关情节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加深读者对作者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印象。从上面的行文来看，作者对事件的细节和发生的时间顺序都是比较注意的。可是，恰恰是在几个大的关节点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史实错误。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亲身参与了文中描述的那些危险的秘密活动，他对光复会草创时期的历史究竟又有多少第一手的了解？

　　如果说，俞子夷的疏漏很有可能是因不知情而又牵强附会所致，那么，沈瓞民的光复会出于浙学会一说则颇有作伪之嫌。据其《光复会二三事》一文记载：

　　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实肇始日本东京。……一九○三(癸卯)年十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我们认为战争势将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在东京的浙学会的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密商。第一次参加的有王嘉祎(字伟人，浙江求是书院同学)、蒋尊簋(字百器，求是书院同学)、许寿裳(字季黼，求是书院同学)和我(求是书院教习)等十余人。……浙学会原设在杭州，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缉，于是一部分会员恐惧万分，登报声明退会；有一部分会员继续斗争，由陈汉第(字仲恕，求是书院监院)改名浙学会，以为掩护，仍继续工作。浙学会留日会员，在那天讨论的结果，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要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我们认为应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最后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应邀请浙江志士参加。当时陶成章(焕卿)正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魏兰(石山)、龚宝铨(味荪)不久将回国，周树人(豫才)在弘文学院读书，都是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人士，分别联络。同年十一月，又在王嘉祎寓所举行第二次密商，陶成章等均参加。为了取得革命武装根据地，决定陶成章、魏兰分往浙江、安徽二地，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开会时张在上海)和我往湖南长沙，与华兴会领袖黄兴联系，因黄兴已在长沙暗策革命，武装起义，庶可首尾相应也。两次会议，虽以浙学会名义召开，还没有正式命名为光复会，实则光复会肇始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