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

　　光复会是以浙江爱国志士为主体组成的反清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缺乏原始资料，对其创立过程，以及它与其他革命团体之间的渊源关系，目前只有一些当事人和其他知情者的相关回忆资料可以作为史料依据。但各种回忆资料对史事的叙述却多有出入，甚至相互抵触，令人莫衷一是，而一些论著在引述相关史料的时候又不作考证，以讹传讹，以致谬说流传。因此，为厘清史实，有必要再做一番史料考辨的工作。

　　一

　　关于光复会的创立过程以及它与其他革命团体之间的渊源关系，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种史料是陶成章(1877-1912)撰写的《浙案纪略》。该书早在陶成章1908年赴南洋筹款之时即曾部分刊载于缅甸仰光的《光华日报》，1910年在日本江户出版增补本，1915年由陶氏知交魏兰(1866-1928)补订再版。在此书中，陶成章对光复会的由来以及他自己加入光复会的经过作了这样的叙述：

　　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湖南杨卓林(字□□)、黄兴(一名轸，字静坞，一字克强)等以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归乡运动，结徒散票，别成一会，号曰华兴会，谋在长沙起事失败，遁走上海。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觇知，求入其会。于是改名为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亦遂销去无踪矣。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江西人)枪击王之春(原任广西巡抚)不中之时也。先是，陶成章尝于壬寅之夏，由北京至日本，与龚味荪(原名国元，又名宝铨，味荪其别号也，秀水人)相识为莫逆交。味荪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其时会员皆严守秘密主义，成章不以问，味荪亦不以告也。癸卯之秋，成章由日本还浙江，往游台、宁二府，旋又返日本。未几，又至内地。至甲辰冬，复渡日本，道经上海。是时蔡元培已由人望见推为光复会会长。元培与成章为同乡，成章素重元培德行。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知成章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故劝之入会，成章不能却其意，遂入其会。其后元培复至嘉兴劝敖嘉熊入会，嘉熊许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会。成章介绍魏兰入会，欲以成内外交通之枢纽，元培迟疑之，兰遂以是不入其会云。①

　　是时，元培从弟蔡元康(字国卿)到绍兴，运动商、学二界，声言成章已入会。诸志士闻成章之入会也，亦遂群入其会，徐锡麟亦于是年冬十二月到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校，入光复会为会员也。②

　　按照陶成章的说法，蔡元培是在“觇知”(亦即暗中了解)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暗杀团在上海活动的情况后，“求入其会”，才得以入会的，其时间是在1904年10月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之后。但事实上，早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就与东京留学生群体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和东京是拒俄运动的两大中心。作为中国教育会副会长兼评议长及爱国学社总理、爱国女校校长，蔡元培在上海的拒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月底，当沙俄拒绝依约从东北撤兵的消息传开之后，上海爱国人士一千多人于27日在张园率先集会，表示抗议。会议由浙籍士人汪康年、蒋智由召集主持，中国教育会同人“临会者甚众”。③4月29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决定组织义勇队，次日签名者有130余人。4月30日，上海各界人士1200余人在张园再度集会，蔡元培带领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两校学生列队出席，首先登台演说开会大意，后又即席宣读了留日学生刚刚发来的通电。群情激愤，决定编义勇队响应留学生。5月2日，东京留学生再度集会，改名为学生军。其后，学生军被日本神田警署下令解散。留学生们经反复讨论，并征求上海中国教育会代表汪德渊的意见，于5月11日将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上海拒俄义勇队闻知，其后也将组织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96人，分为八小队，早晚训练。”④可见蔡元培此时已经在名义上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虽然到了6月中旬，由于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分裂，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就已不复存在，其后，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又因《苏报》案发，在青岛避居了一段时间，脱离了各种事务。但在回到上海之后，他又参加了以中国教育会同仁为主体的办报、办学等活动。1903年12月间，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教育会同仁创办《俄事警闻》日报，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蔡元培参与发起，并担任了《俄事警闻》论说撰述。次年2月26日，《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蔡元培又担任了该报编辑。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春季大会，蔡元培重新当选中国教育会会长，并应原军国民教育会发起人秦毓鎏等人之邀，担任了秦毓鎏等人创办的青年学社总教习。7月12日，教育会开评议会，议定女校由蔡元培办理。其后，女校迁至和康里新址办学，中国教育会事务所亦随之迁到该校。在此期间，蔡元培也参与了密谋反清的活动，并在陶成章、魏兰等浙江革命志士与华兴会领导人黄兴等人之间担任了居间联络的角色。据陶成章、魏兰所述，1903年12月，他们两人自日返国抵达上海时，曾“与蔡元培联络”⑤“熟商进取之法”⑥，此后，即赴浙江各地运动会党。经多方奔走，到七八月份，陶、魏等人已将浙东各府会党连为一气，并通过龚宝铨的关系，与在浙西一带颇有影响力的原爱国学社职员敖嘉熊(1874-1908)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时湖南黄兴欲在长沙起事，期为十月初十日，告蔡元培，欲浙江协约共起。元培以告成章，成章恐有未妥，仅云为接应。遂偕兰、毓祥经嘉兴，晤龚味荪、范拱薇入杭州，旋复由杭州趋兰溪入金华，布置一切。拟后长沙期约三日起事，先以计袭取金、衢、严三府(计从略)。然后由严出皖，以扼南京，由衢出赣，以应长沙，而用金华之师，以堵塞杭城之来兵，且分道以扰绍兴、宁波、湖州之诸府，而震撼苏、杭，及探官场警信于衙役。设谋既定，而长沙乃消息无闻。成章大疑，遂疾趣杭城以探应，闻悉长沙事已于九月二十六日破案，乃急返金华，以按秘共事。然其时荣卿已以其谋告诸双龙会山主王金宝，且劝以处州应之，偕处州之师以共出江西。金宝本卤莽武夫，不能谨慎其事，遂及于难……”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