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6)

　　陶成章、魏兰回国后，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成章之叔陶大森，系清朝政府官吏所谓“时务人员”。……大森到日本后，与留日监督汪大燮勾结，认为陶成章系革命派主要人物之一，阴施釜底抽薪之计，诱陶成章往北京。成章至北京，始知受骗，立即出奔，竟五天未进食，然革命意志未尝稍懈，于是光复会咸推为党的首脑。一九零四年八月，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绪，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决定十月十四日“万圣节”实行武装革命。……龚宝铨也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熊、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是时陶成章来上海，龚、陶在东京时，已成刎颈之交，两人密商后，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组织一革命团体。因章炳麟在狱中，惟蔡元培系清朝翰林院编修，声望素高，欲推为首领，以资号召。陶素知蔡书生气重，恐不能相容，反使工作造成不利，于是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33)

　　沈瓞民的上述说法，与陶成章《浙案纪略》所述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陶成章《浙案纪略》所述光复会成立事，稍有出入者，雅不愿自居首功而已。”但问题是，他的说法与陶的说法并不只是“稍有出入”，而是相去甚远。按照陶的说法，他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后才应蔡元培之邀加入的；但依照沈的说法，陶却是在被光复会“推为党的首脑之后”，又组织一革命团体，推出蔡元培为首领，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的——我们姑且假定，沈瓞民这里所说的光复会咸推陶成章为党的首脑的说法只是一个笔误，意思是指“浙学会”当时已经把陶成章当成了还未成立的新的革命团体的首脑，但是，如果陶成章已经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并且要推蔡元培出来担任会长，那他为何自己不去直接和蔡元培商量，反而要间接地通过龚宝铨以暗杀团的名义和蔡元培商讨，然后再由蔡元培自动提出让他参加呢？如果这样，那陶成章岂不是在算计蔡元培，这与陶成章的个性相吻合吗？要是蔡元培不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那陶的如意算盘不就落空了吗？更关键的是，如果陶成章真的如沈瓞民所说的那样，是应所谓浙学会之命到国内组织新的革命团体的，他之所以没有谈论自己在发起成立光复会过程中的作用，只是不愿“自居首功”，那他将军国民教育会当作光复会的前身，岂不是张冠李戴，刻意掩盖事实真相，有意埋没了浙学会的历史功绩？由此可见，沈瓞民关于陶成章的说法在逻辑上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在事实上也是没有依据的。

　　而在关于浙学会的问题上，沈瓞民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据其所述，“浙学会原设在杭州，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缉，于是一部分会员恐惧万分，登报声明退会”，则按理应有通缉令和报纸声明为据，但事实上，求是书院当时只出过一个“罪辫文案”，并没有所谓通缉浙学会一事，也没有任何“登报声明退会”的事情发生。除了沈瓞民以外，包括许寿裳、蒋百器等人都从来没有提到求是书院有个什么“浙学会”。浙江近代史上与“浙学会”名称相类似的只有章太炎、宋恕、汤寿潜等人在1897年间发起成立的“兴浙会”(又名“兴浙学会”)(34)，这跟沈瓞民所说的“浙学会”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若依沈瓞民之说，求是书院浙学会被清政府通缉，那“由陈汉第改名为浙学会”又如何可能？所谓“改名”岂不成了将“浙学会”改名为“浙学会”？由此可见，沈瓞民的这个说法在逻辑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于沈瓞民的光复会源于浙学会一说，有学者早在1984年发表的《“光复会肇始于东京浙学会”说质疑》一文中就已提出了质疑。(35)笔者在2005年发表的《鲁迅与光复会关系考辨》一文中也对其史实舛误做了订正，认定其说并不可信。(36)但不少与光复会及浙江辛亥革命史有关的论著，却在未作史料考证的情况下，就将沈瓞民的所谓回忆录当做信史看待，毫不顾及他的说法与其他相关史料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也是需要订正的。

　　注释：

　　①据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一文所述，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间，他曾到上海面见蔡元培，商谈起义事宜，“彼此相左”。(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31页。)这应该是蔡不想让他加入光复会的主要原因。

　　②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33—334页。

　　③《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④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

　　⑤⑦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40、341页。

　　⑥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