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2)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参加了华兴会人士在上海组织的爱国协会的活动。据章士钊回忆：“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风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克强仍自赓续湘局，为逾年浏醴起事张本。华兴会者，以振兴实业为名，人众而机事难密，则湘中增设同仇会，联络红帮弟兄；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等，咸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誓加盟。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易漏，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笃生主持，而吾副焉也。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克强不甚赞成，而笃生认为必要。笃生勤攻化学，制置锅炉道具，在余庆里宅着手试验。居无何，以万福华刺王之春闻。……案发之明日，缘吾侦察不谨，牵率余庆里同人十余辈入狱，克强与道员郭人漳亦在逮。卒之人漳得南昌抚署电保，先释出；克强以随员名义，连同被放，驰赴东京。后四十日，吾亦出狱东迈，上海之局，暂告结束。时千九百零四，即光绪三十年冬初也。”⑧可见蔡元培当时参加的是杨守仁主持的爱国协会，而不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

　　另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十四章《杨笃生蹈海》中抄录的“湘人作杨毓麟(即杨笃生)传”记载：“甲辰夏，守仁偕周来苏、苏鹏等组织暗杀队，由日携炸药进发燕京，约张继自湘至，何海樵自沪至，设机关于津门，图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倾动天下之耳目。守仁潜住京师，周历地形，相机待发。狙伺数月，无隙可乘，南旋至沪。八月，黄克强、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谋起湘，电招守仁归。守仁与蔡元培、杭辛斋、章士钊等在沪组织机关，一面接济湖南，一面结合各省留日同志会。十月湘事败，黄兴由长沙圣公会牧师救出而会于沪，谋再举，结为爱国协会，设机关于上海之新闸路余庆里，守仁为会长。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余庆里机关破，检去手枪炸药名册会章，按捕黄兴等十余人。而发现杨毓麟名片多张，毓麟亦仅以身免，因改名为守仁。”⑨在书中的“黄克强武昌革命之失败”一节中，曹亚伯又称：“万福华之谋刺王之春，本蔡元培、章士钊所主持。谋刺未成，万福华被租界捕房拘去。章士钊往捕房探视万福华。捕房问章士钊与万福华有何关系，居在何处。时章士钊与蔡元培在上海办一日报，章不告以报馆之住址，特告以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盖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即爱国协会，为各省革命同志寄居之所。而由长沙新脱险之黄兴，亦在其内。江西统兵大员郭人漳与张继、苏凤初、朱滓淘辈共二十余人，同在一处。章士钊在捕房说出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之时，捕房即派武装巡警一大队，至该里某号门牌，将一班同志二十余人一网打尽。”⑩但据章士钊回忆，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是万福华先与刘师培、林少泉及青年学社学生陈自新商量停当之后，再告知他的。“适余购置一握，备豫自用，少泉厉声责余，以新枪专委自新，福华则持旧枪盾后，以备万一，余不得不承。”(11)除他和上述四人外，其他人并未与闻其谋。可见，蔡元培既不是爱国协会的领导人，更不是万福华事件的策划者。但万福华暗杀事件的失败，不但导致爱国协会机关被破获，也使青年学社因受牵连而被关闭(12)，这对担任青年学社总教习并参与了爱国协会的蔡元培来说，肯定也是有影响的。那么，蔡元培当时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后来对自己当时的活动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述呢？

　　二

　　在1940年撰写的《自写年谱》一文中，蔡元培对自己当年发起成立光复会的经过作了这样的叙述：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龚君本随陶君焕卿(成章)，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竺]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锡麟)。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居[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13)

　　按照蔡元培的这种说法，光复会的成立是他对陶成章、徐锡麟两派会党加以整合的结果，其时间是在他与陶成章、徐锡麟在爱国女校会面之后。这与陶成章的说法显然很不一致。而且，据陶成章所述，他与徐锡麟最初是在日本东京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当时，苏报案发未久，“浙江学生因章炳麟言革命入狱事，开会于牛込区赤城元町清风亭，锡麟出资赞助其事。会所中遇陶成章、龚味荪，相谈颇洽。散会后，即偕其徒张某访陶成章于驹込追分町浪花馆。成章导之以见松江纽永建(字铁生，前为义勇队代表人)，相谈宇内之大势，锡麟大悦，颠复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遂购图书、刀剑以归……甲辰冬，以事过上海，寓于五马路周昌记，因至虹口爱国女学校访蔡元培，成章亦在焉。时元培与皖、宁诸志士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邀锡麟入会，从之。成章因尽以己所经营者告之锡麟。锡麟归绍兴，始以兵法部勒其子弟矣……”(14)由此可见，蔡元培所说的那次聚会的确是存在的，但那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后，而不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前——如果按照蔡元培的说法，光复会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成立的，那陶成章与徐锡麟应该都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以陶成章的个性，他是不可能刻意隐瞒这一段光荣的历史，编造出自己和徐锡麟都是应蔡元培之邀方才加入光复会的情形。再者，陶成章撰写《浙案纪略》时，距光复会成立的时间只过了4年，如果光复会是蔡元培与他及徐锡麟一同发起创立的，他肯定不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更没有理由将光复会的成立与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军国民教育会联系起来。而蔡元培撰写《自写年谱》时，离光复会成立的时间已过了36年，记忆错误的可能性本来就比较大，而且，当时许多当事人包括陶成章、徐锡麟和龚未生都早已不在，即使他记载有误，也没有其他当事人可以订正。因此，笔者认为，蔡说不如陶说可信。在此，我们不妨引述蔡元培的另一则回忆录作为旁证。

　　在1919年8月间所作的《口述传略》中，蔡元培曾经这样讲述自己加入同盟会以后所从事的革命活动：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段□书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余、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15)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这里也谈到了自己在上海爱国女校介绍陶成章和徐锡麟结识一事，并将此事发生的时间放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但众所周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时间是1905年8月20日。如果蔡元培在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加入该会，后加入暗杀团，再介绍陶成章入会和徐锡麟认识，从而实现浙江会党的联合，而按照他在《自写年谱》中的说法，这个联合的结果就是组成光复会，那岂不是先有同盟会才有光复会？可见此说定然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