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4)

　　光复会重组后的会长章太炎，则在辛亥革命前修订《訄书》为《检论》时，于卷九《大过》中说：光复会“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民国成立，陶成章被刺，章太炎发表谈话，以为陶成章是“光复会中最重要之一会员。光复会之起，在癸卯年，先于同盟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其后同盟兴，光复会渐散，陶君亦兼入同盟会。”1913年，在《光复军志序》却说：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继之。1915年代拟《龚未生事略》又云：“癸卯春，以争俄约事，游学诸生相联为军国民教育会，则黄克强、杨笃生、纽惕生、陶焕卿、汤尔和皆在焉，余亦加入会中；而内地有外舅章太炎先生及蔡鹤卿、吴稚晖诸君，以复汉之帜相与倡和。……及苏报案作，上海同志散亡略尽，惟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24)

　　但笔者经查证却发现，《检论》中的《大过》一文首句即为“民国既兴三年”，可见其写作时间并非辛亥革命前，而且其正文中亦未有一语提及光复会。光复会“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一语事实上是出自《大过》篇后所附的《光复军志序》，其原文为：“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25)可见汤文所说的第一则材料其实并不存在，与第三则材料的矛盾也是不存在的。而《龚未生事略》一文事实上也非章太炎“代拟”之作，而是章太炎在龚未生(即味荪)1922年去世之后据龚氏自述改作的纪传文，该文发表在1923年10月15日出版的《华国》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后收入《太炎文录续编》卷四。汤文所引，实为龚未生自述中语。其“代拟”一说，出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58页对其附录的龚氏“平生大略”所作的说明，盖因汤志钧所见者为太炎之手稿也，但手稿亦有自撰稿与抄录稿之分，依常情常理，太炎与未生为师徒兼翁婿关系，有可能为未生修改稿件，但为其代拟稿件的可能性却是很低的。故笔者认为此文应系龚未生之作。但此文尚有另一版本流传后世，收入1981年出版的《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文中有几处与前述《章太炎政论选集》附录中所载略有不同。兹抄录如下：

　　余自庚子联军之变即怀光复，年十七，东赴日本，而同志尚寡。癸卯春，以争俄约事，游学诸生相联为军国民教育会，则黄克强、杨笃生、钮惕生、陶焕卿、汤尔和皆在焉。余亦加入会中。(26)而内地有外舅章太炎先生及蔡鹤卿、吴稚晖诸君，以复汉之职相与倡和。是时大义萌芽，人皆选练。及《苏报》案作，上海同志散亡略尽，唯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因相与联合为光复会。乙巳之春，徐伯荪约余与焕卿谋实行事，伯荪谓在野无以措手，必稍得政权而后可，由是集资捐纳，各得一官，其后伯荪果有诛恩铭事，而余终守直道，不欲诡政权藉以倾覆人，故与焕卿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频危难，亦有天幸得免于祸。时同县敖梦姜，亦善结客，相与维持，故光复会势日盛。乙巳冬，光复并入同盟，鹤卿亦往欧洲，余及焕卿始为同盟会党员，然光复会团体故在也。(27)

　　此处所述“唯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因相与联合为光复会”，与《章太炎政论选集》中附录龚氏“平生大略”中所述“惟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实质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若按前说，光复会应系龚宝铨与蔡元培等人相与联合创办；若按后说，则光复会为陶成章与其同志所创，不能确定龚、蔡两人是否参与。但据陶成章《浙案纪略》所述，光复会非其所创，他本人也是应会长蔡元培之邀加入的，则可知“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一说不能成立。比较可信的还是龚宝铨等军国民教育会同志与留在内地的蔡元培等人“相与联合为光复会”的说法，这比陶成章的蔡元培“求人”军国民教育会又将其改为光复会的说法更合乎情理。

　　作为光复会早期成员，陈魏(1885-1971)在1961年间也曾以知情者的身份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据其所述，光复会的“成立经过和入会仪式”是这样的：

　　光复会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而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则是支那亡国纪念会，这个会是在日本的章太炎、冯自由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而组织的。后因日本政府不许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他的国土上进行政治活动，军国民教育会就迁来上海。适值蔡元培先生来沪，闻有这个组织，即来参加入会。后经商讨，改名为光复会，蔡被选为光复会会长。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友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会员入会时，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记得我入会时，曾对天发誓说过这样四句话：“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28)

　　陈魏名德毅、德谷，字俶南，号显升，绍兴东浦镇人。1905年9月徐锡麟在绍兴开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陈魏曾“从中襄助”(29)。10月间，陶成章向徐锡麟提议一同捐官到日本学习陆军，陈魏和龚未生、陈伯平三人也参与其中。据徐锡麟之弟徐伟供称，陈魏与陶成章、龚未生、陈子英一样，都是“锡麟革命同党”，“此四人与锡麟交甚密，以革命为口头禅，按照革命拿办，明正典刑，决不冤枉”(30)，则陈魏为革命党人应属无疑。但他是在陶成章、徐锡麟之后加入光复会的，对此前的情况并不了解，因而在谈到光复会与军国民教育会的关系时，他只能沿袭陶成章的说法，并加上一些自己的发挥。而他对支那亡国纪念会与军国民教育会关系的描述，也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事实上，支那亡国纪念会只是一个集会活动，并不是一个组织机构，其集会目的是纪念明朝汉人政权的灭亡，而军国民教育会则是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由拒俄义勇队和学生军演变而来的，其最初宗旨是要“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与支那亡国纪念会的集会宗旨并不相同。虽说其后军国民教育会部分成员趋向激进的排满革命，在思想上与章太炎等人有渊源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支那亡国纪念会是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至于说到光复会的入会仪式和誓词，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可以对陈魏的回忆录加以证实或证伪，我们恐怕也不能轻易下什么结论。如果是事实，也不一定是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时期的状况，而更有可能是在其重心移到绍兴后的情形。

　　对于蔡元培在光复会草创时期的活动，他的学生俞子夷(1885-1970)曾在1961年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由于这篇文章被选入多种文集，常为人引证，流传颇广，故特将有关章节抄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