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回顾

　　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朝着史料体系化、视角多元化、方法跨学科化、区域精细化和手段数字化的方向全面发展。学术界就长征决策、途经路线、参加部队、战斗战役、遵义会议、主要人物、长征精神等方面持续展开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2016年以来，红军长征研究朝着史料体系化、视角多元化、方法跨学科化、区域精细化和手段数字化的方向全面发展。在史料整理方面，推出《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等权威文献，四川省建设的长征精神数据库发布资源超4000GB、100万页，是国内资源收集较为齐全的长征资料数据库；在专题研究方面，《红军长征史》修订吸收最新成果，《长征行》《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红军长征年谱长编》等著作在研究方法与内容上推陈出新；在研究主题方面，学术界就长征决策、途经路线、参加部队、战斗战役、遵义会议、主要人物、长征精神等方面持续展开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长征决策重点辨析情报倒逼说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何友良《知情几许：长征决策的形成与释疑》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战略转移的指示以“建议”为主，并无“批准”一说；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早于国民党“铁桶合围”情报送达时间，情报倒逼长征说不足为据。凌步机《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两个传言的辨析》进一步考证蒋介石、莫雄等的活动时间，否定情报倒逼长征说。王新生《试论长征前夕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陈济棠的谈判》强调周恩来、朱德抓住时机与陈济棠达成协议，为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蒋建农《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实现自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出，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开展了派遣部队牵制敌军、训练干部、筹备物资、与地方实力派谈判借道协议等方面的精心准备。

　　关于长征的里程与途经路线

　　石仲泉《伟大的长征与长征精神》考证指出，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里程相加，是六万五千里长征。周军《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详考》两书结合实地踏勘与文献研判，系统梳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行军路线，纠正部分模糊数据和内容，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学术价值。《血战湘江，转兵突围：红军长征在湘期间档案史料汇编》《万里征途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红军长征在四川》《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全景展现红军在不同地区的战斗历程。魏法谱、李步前等学者考察红军在沿途各地的活动及影响，红军与百姓之间的鱼水情，从地方视角呈现长征作为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关于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具体时间存在多种说法，魏德平综合分析人员和行程，认为刘英回忆的11月10日说更符合历史事实，而李亮认为李维汉回忆的11月7日说更准确。黄正林《1936年：环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地位的确立》提出，红军长征结束的标志是1936年11月下旬的山城堡战役，由此环县应是长征的结束地。

　　关于长征的参加部队

　　关于长征的参加部队，学术界逐渐扩展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范围。石仲泉《我观红军长征的若干重大事件》着眼红军长征全史，指出红七军团北上与红十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以及红六军团出发西征应视为长征的序曲，西路军则为长征的尾声。蒋建农、陈芳字《夺取全国红军长征胜利的生力军》指出红二方面军起到先行探路和掩护主力、开创新区和战略策应、推动北上和维护统一等无可替代的作用。龙新民《红六军团西征在红军长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作用，为各路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创造了经验。杨军红《孤军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认为，红二十五军最先到达陕北，成为三大主力红军的开路先锋，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陕北安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重要战役

　　重要战役得到多层面史实考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研究报告及史料选编》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湘江战役的全貌。石仲泉《湘江战役之我见》认为湘江战役包括三场阻击战和以红三十四师为代表的后卫突围战，为实现遵义会议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和基础。罗平汉《湘江战役红军失利的原因探析》指出，失去抢渡湘江有利的时间窗口，行进速度缓慢，博古、李德对战役误判是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学者重点考察了湘江战役中的人员损失情况，石仲泉认为红军伤亡3万多人，梅黎明提出包括牺牲、受伤等在内的实际减员约2.5万人，王建国《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长征减员相关问题辨析》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约有7.5万人，湘江战役爆发时仍有约6.8万人，在广西境内（包括湘江战役）减员约2.3万人，到达遵义时保持4.5万人的规模。关于四渡赤水，于化民《论四渡赤水战役的阶段性与整体性》认为四渡赤水是大规模远距离运动战，在作战目标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最终达成红军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化。黄道炫《从四渡赤水到脱出金沙》结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西南的军事互动博弈，揭示红军准确估计自身力量，打破固有思维，最终跳出包围圈的战略转变。杨满康《大渡河战役：研究现状、历史回顾与时代启示》强调“渡河”和“夺桥”是8个重要决策和行动的重要环节，必须整体研究。

　　学术界充分利用国共等多方史料还原历史，有力批驳所谓蒋介石“放水”长征说。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认为所谓蒋介石“放水”说纯属臆测，与事实相去甚远，追剿红军始终是其首要任务。杨奎松《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强调没有证据证明在第五次“围剿”期间蒋介石有意压迫红军“西窜”、削弱西南防御、便利红军突围等“放水”行为。贺金林《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之桂系“让路”说辨析》指出所谓桂系“让路”说暴露出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从而给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并最终通过广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重要会议

　　重要会议围绕史实考证与意义阐释不断深化。遵义会议的研究最为丰富。黄一兵《遵义会议：从历史事件到历史标志》指出，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主心骨作用开始显现，党在组织上走向稳定和团结、在政治上走向坚定和成熟。“新三人团”成立时间与地点问题受到关注。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等文章认为成立时间应在1935年3月21日四渡赤水后至3月31日抢渡乌江前后，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认为成立于3月17日赤水河畔的陈福村。陈晋《从通道会议看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认为通道会议在中共的战略转变、思想自觉和组织成熟三方面起到开端的作用。石仲泉指出通道会议实现“战术转兵”，黎平会议则实现“战略转兵”。四川省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结合实地调研认定会议地点为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时间为1935年2月4日晚至5日凌晨。此外，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的研究都取得新进展。

　　重要人物与群体

　　红军长征中重要人物与群体的研究日趋丰富。朱鸿召《论长征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自我纠错功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前提。李佑新等《也谈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强调，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责不容置辩，毛泽东从未对张国焘设下“陷阱”。麻省理《毛泽东与长征“落脚点”的确立及其巩固》指出，毛泽东在巩固革命落脚点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王双梅《刘少奇在长征中》指出，刘少奇发挥从政治上保证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提出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所犯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刘征《长征与邓小平角色的三重转换》认为，长征是邓小平前半生政治生涯的分水岭，他初次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工作，实现地位转换。迟爱萍《论陈云在红军长征中的独特作用》强调陈云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人。王钦双《张闻天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抉择》肯定张闻天在维护中央团结、坚持正确战略方针、抵制分裂行为、推动落脚陕甘的贡献。王友平《浴血长征的川籍女红军》认为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8000多人，且90%以上为四川人。

　　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

　　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侧重宏观历史考察和价值阐释。田克勤《红军长征与中国革命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指出，长征为中国革命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奠定重要前提和基础。李东朗《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强调，长征考验并锻造了中国共产党，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进程。金民卿等《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认为，经过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逐步在全党获得共识。

　　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和长征概念史、传播史、纪念史研究是新的学术增长点。韩洪泉《长征精神论纲》指出，长征精神具有其特定范畴、科学内涵和丰富形态，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杨东《概念史视野下的红军长征》认为“长征”话语是一个行动的概念，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不断赋予其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新的概念话语和实践表达。杨才林《论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指出长征的早期传播主题呈现谱写英雄的史诗、吹响抗日的号角，反击外界的污名化报道，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全世界“正名”的特点。韩洪泉《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征纪念活动述论》梳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举行的纪念活动，认为纪念规格越来越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活动内容日趋丰富，社会功能愈加彰显。

　　推进长征学术研究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避免意义阐释的空洞化与抽象化现象：一是继续发挥组织力量优势，整合多方资源与科研力量，围绕长征重大史实开展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二是持续精耕细作贡献研究力量，以扎实的史料考证，运用多学科方法深挖长征对地方社会变迁、普通个体经历的影响；三是利用纪念节点提高研究质量，紧扣长征胜利等重要纪念契机，推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持续扩大长征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与时代价值。

　　（作者乔克，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