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2)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着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3].当时有一些人物传记出版，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着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着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着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着了《中国国民党史稿》[4],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着述，以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5],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220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 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较为详细。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着了两部关于孙中山的着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42）、《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以上这些着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其篇幅或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谭彼岸、邓慕韩、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6].

　　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着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着作中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对象、动力等问题的分析入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为政治宣传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着作，但书中一些观点，如关于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等提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1954年改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重新印行）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上海生活书店，1948）除了论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外，还把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理出一条线索。这些着作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1949年以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众多着作中独树一帜，而且为1949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如果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着述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史料方面的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则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之，1911-1949年在辛亥革命史学史上是一个奠基的阶段。

　　1949年至1978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逐步形成的。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旭麓着《辛亥革命》一书，可视为新中国史学界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开山之作。它与在此前后发表的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一道，标志着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

　　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出现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个浪潮。那年，毛泽东、吴玉章等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章，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做了许多深刻的论述；黎澍、荣孟源等还就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达200余篇之多。

　　5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帝国主义的干涉等方面，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旭麓的《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立宪运动》等。从资料来看，当时也处于草创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继出版，其中《辛亥革命》资料有8册，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影印再版，辛亥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撰写了《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 加上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和《云南杂志选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但到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刚出现发展势头的研究暂趋沉寂。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收入会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字，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一批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除了前述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等人外，还有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人，以他们高水平的研究论着赢得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