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4)
辛亥革命网 2014-09-26 10:47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严昌洪、马敏 查看：
过去国民党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通常单纯侧重于孤立的政治活动和个别先知先觉人物的活动，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一次"全民革命",而否认资产阶级的整体性作用。1949年后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背景与阶级关系的探讨，强调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力量来进行研究。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研究，均是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条线索的把握，以透视辛亥革命时期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透过各种矛盾交错的意向来探讨各个阶级、阶层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从而获得若干带规律性的科学的判断。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提交给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提交会议的还有他另一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通过对湖北地区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全面分析，以具体史实论证了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的必然性。这两篇论文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同行的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前，中国内地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这表明，通过10 多年的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经形成一支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当然，毋庸讳言，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7].
这一阶段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有关辛亥革命的着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做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裁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准绳，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又如套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着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
80-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1977年， 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 》（《历史研究》1977年1 期）和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4期）两篇文章以拨乱反正的勇气， 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和清算。就在这一年，以章开沅、林增平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正式建立，金冲及和胡绳武也着手修改他们在1962年写成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队伍重新集结，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