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11)

　　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历史地位和影响，一般论着评价颇高，认为"这个约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民主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注：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473页。）；"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 是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在中国宪法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注：陈胜粦：《论孙中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4期。 ）有的还认为："《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革命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一部民主的宪法",是当时亚洲各国"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它不仅"显示了孙中山创立共和国的性质",而且"成为革命民主派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一面旗帜"（注：陈锡祺：《论孙中山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的活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163 页。）。"如果认为以《临时约法》为旗帜的护法运动遏止了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大地主复辟倒退的反动潮流，是不为过分的。"（注：曹三明：《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功绩》，《山东大学学报》1982年3期。）

　　对于《临时约法》的局限，有的论者以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缺少"任何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而予以批判。有的论者则强调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在中国尚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封建是主要任务，因此，对于《临时约法》"只要指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就不难理解它所存在的局限，而不必在具体内容上作过分的苛求"."《临时约法》的阶级局限，主要的不表现于它所规定的内容，而在于内容之所不足".尽管它规定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但这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发达的重要起点"（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

　　2.关于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

　　财政是一个政权的命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极度匮乏，由此带来一系列恶果。对这一问题，不少论者进行了研究。

　　关于造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有的论者指出，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如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453-454页。）。

　　有的论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清政府原有的税收系统已全部崩溃，而新的税收系统又未迅速建立。各地军政府截留税款，帝国主义扣压关税，连数额很小的官业收入和杂税临时政府也难以得到。因此，其正常的财政收入来源绝大部分已形枯竭，加之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使临时政府发行公债和军用钞票及借款等措施均未收到明显成效。由于以上原因，南京临时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摆脱财政危机（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5辑。）。

　　还有的论者阐明，财政困难一开始就是革命党人面临的难题，只不过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为突出。其原因在于，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企业小，资金微薄，且随时有破产的可能，根本拿不出多少钱用于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在国内筹款很困难，只得仰赖于对外募捐和借款，而这种收入是不固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支出款项较诸革命初期成倍增加，财政困难随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注：汲光远等：《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2期。）。

　　财政困难使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严重影响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威胁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生存。有的论者指出，临时政府的收入有61.3%来自外债，"这样一个列强的债务人，其对外政策又安得不软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均对袁世凯存有戒心，但之所以同意与其达成和议，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财政的极度匮乏（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

　　有的论者强调，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和整个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费拮据在辛亥革命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件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使革命党人在同敌人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和力量去为经费奔波，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补救措施，因而也就始终没能根本扭转财政上的劣势。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政治、外交、军事上的软弱，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反对势力的淫威面前败下阵来（注：汲光远等：《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　

       （五）关于民初政局研究　

       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失败的不足两年间，中国政潮迭起，党派林立，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和各政治势力，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孙中山让位问题、民初政党林立和对“二次革命”的评价问题。　

       1.孙中山让位问题　

       在探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方面，论者各执己见，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让位主要是由于革命力量过于弱小。“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不以孙中山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注：胡绳武、金冲及：《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历史研究》198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