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7)

　　第五，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是辛亥革命史料出版的两个高潮期。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政协及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等，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利用档案资料的方便。还有一类专题资料汇编，如，《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大型的《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有《拒俄运动》、《白朗起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等，这些资料汇编囊括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等等，使人们减少许多案头翻检之劳，提高了研究效率。辛亥革命人物的文集和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生平、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有关出版单位在出版这类资料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文集类出版物除《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宋教仁集》、《秦力山集》、《蔡锷集》、《邹容文集》、《谭人凤集》、《陶成章集》等以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章开沅主编）收录了比较次要一些人物的着述。年谱类出版物中，除《孙中山年谱》、《黄兴年谱》外，《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相继问世，为辛亥革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各地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80周年，竞相发掘本地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以及浙江、陕西、广东、云南、山东、江西、湖北等地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专辑，各具地方特色，有力地配合了各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个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几种有关辛亥革命的外国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分别译自外国的外交文书、议会文件与新闻记者的书信、日记和新闻稿，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下面拟介绍一下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相应的学术进展。

　　（一）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就中国内地学者而言，虽然在50年代曾有过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8],但不久便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多数研究者认为，对辛亥革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容。然而，在国外和台湾学者中却始终存在着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使这场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论争长期延续下来。

　　1979-1980年，刘大年在日本讲学时，重点作了"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学术报告，他以大量的史实，系统地论证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9], 对部分西方学者关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而台湾省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们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这类论述做根据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主要理由：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比例很小，辛亥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可以说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 其中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10].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70周年后的回顾"学术讨论会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第一次就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辩论。在会上，大陆学者章开沅对台北学者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在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程度的估计方面，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并不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这就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在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方面，他认为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加以探讨。辛亥革命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国已逐渐丧失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它难以取得如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而把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作为否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11].

　　（二）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研究

　　如何把握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和阶级特点，直接关系到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判断及社会意义的评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此成为近2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形成于何时； （2）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政治态度；（3）资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发育及其意义。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70 -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形成[12].另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但这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13].第三种意见认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前还不能说有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14]

　　目前，第三种意见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也有的学者提出应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认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状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形态的阶级，严重的不纯粹性和软弱性是其贯穿始终的根本特征。这一过渡历程大致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注：参见马敏《过渡形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