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13)
辛亥革命网 2014-09-26 10:47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严昌洪、马敏 查看：
尽管这些年出版了一批又一批辛亥革命历史资料，包括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但绝不可以认为已穷尽了相关的资料。例如英国外交档案中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只是该档案中与辛亥革命相关资料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资料有待发掘。又如各地海关档中也有大批与辛亥革命史相关的档案资料，尚未来得及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商会、商团档案均未正式出版，已经整理出的苏州商团档案由于经费原因，也未正式出版。这些相关史料的发掘、出版无疑可以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入。
其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既有的规范认识。在历史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得出一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资料的误导，往往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有些错误的造成又不在资料本身，或者说不完全是资料的原因，而在于人们认识问题或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其中，被似是而非的规范认识所误是出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原因。
所谓规范认识，与托马思·库恩所论证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有关，但又不完全相等同。“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41页。 ）这些信念源于大多数人或某些权威的厘定，经多次重复后，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分析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应当说多数规范认识是正确的、合乎事物内在本质的理性认识，是我们讨论问题不得不遵循的共同前提。但也不得不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有些规范开始发生问题，已不能满意地解释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矛盾现象。换言之，即出现了所谓规范认识的危机。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规范危机现象。例如，过去对辛亥革命的内在涵义，几乎是不言自明，用不着讨论的，但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疑问出现了：辛亥革命究竟是一种政治革命还是一种社会革命？如果说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是不是反对暴力就是反对革命，应否将改革、立宪的主张也纳入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的范畴？换言之，立宪派是否就是反革命派？辛亥革命中到底是否存在这两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从政治革命的视角看，过去所说的辛亥革命既胜利了（推翻了清王朝），又失败了（民国是一块“空招牌”），是否存在学理上的悖论？因为在同一民权政治视角下，是否允许存在既胜利又失败的形式的混乱（注：参见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518—519页。）。另一个问题是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问题。过去通常认为由中小民族资本家构成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并作为定论写进了教科书，但深入的研究却表明很少有中小资本家真正支持革命，反之，他们倒对“自治”、“立宪”一类改良性运动表示兴趣。由于与事实成悖论，这一规范认识已遭受质疑。还有一种规范认识是由所谓“假问题”引起的。如长期认为武昌起义后成立了“谋略处”作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负责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根据这种既成定论，不少人发表文章大谈“谋略处”在武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对史实的进一步考证证明所谓“谋略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系因对当事人错误的回忆陈陈相因、辗转抄袭，而最终三人成虎地杜撰出来的（注：吴剑杰：《谋略处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2期； 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4期。）。
虽然并非只要对某种规范认识产生怀疑就证明该规范认识必错，但有根据的怀疑毕竟是创新的第一步。认识史证明，对旧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的确立，常常是从原有的概念和研究规范暴露出其不适用性开始的。因错误的规范认识同正确的规范认识一样，其影响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使人们不想什么，从而带来思想的禁锢。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要想继续有所创新，不去大胆地怀疑并超越某些传统的规范性认识，进一步解放研究者的思想，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须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首先是纵向的拓展，将辛亥革命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考察。过去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这场革命局限于短短几年间，向前延伸到了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向后扩展到了民国最初十几年间的政潮，从而避免了太平天国研究中那种很快走到尽头的感觉，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现在，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方式的远因，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儒学的动向之中。也有人提出应深入研究“辛亥”与“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思想史意义上的一脉相承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大大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增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纵深度。就辛亥革命的社会意义而言，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较长时段中，才能真正看清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