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12)

       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妥协退让。孙中山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议和与妥协，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孙中山让位的根本原因在于“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企求“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注：宝成关：《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有的则谓：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强大，是迫使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孙中山“不战而胜”的策略思想，从而使他以自愿让位、交出领导权为代价，争取袁反戈一击，迫使清帝退位。　

       有的研究者对主客观论均提出质疑，提出孙氏让位是“时代的选择”和“阶级的选择”，理由有四。第一，资产阶级本体的变化。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融合”，两派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的畛域”，而江浙集团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袁世凯“收拾局面”的支持力量。第二，袁世凯的“强人”形象与分量。袁氏不同于封建官僚，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塑造了“锐意革新”的“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因此为中外所推重，形成“非袁不可”的心理。第三，孙中山与资产阶级的“隔膜和疏远”，民生主义思想的“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普遍“难以忍受”，而导致被“遗弃”。第四，多方面的力量所合成的社会“总力”，也向袁世凯倾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尽快统一全国，稳定社会秩序和免遭亡国，必须寻求与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以至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遂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正是在上述因素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而出现孙袁嬗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的选择”（注：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5期。）。　

        对让位的利弊与影响，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让位的行动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种错误的决策当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所以它成为辛亥革命的降弧——如果不是终结——的标志。”（注：张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 ）有的认为功过参半，“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所造成的后果，是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功与失败并存。它既分化了敌人，又断送了革命成果；既加速清朝的崩溃，实现了南北统一，又促使民国变质；既赶走了封建皇帝，又为袁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彭大雍：《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83年4月6日。）有的则予以全盘肯定，认为让位之举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最后完成”，它“促使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从而顺利地达到推翻帝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注：徐梁伯：《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2.关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是因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提倡政党政治而遭袁世凯暗杀的“宋案”引起的。关于宋教仁及其政治主张的评论，已经争持数十年，至今仍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政党政治，早期的观点认为，“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用议会斗争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样他就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倒退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去了。”（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一些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708页。）有的指出，“在民国初年， 摆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前的客观任务理应是准备武装斗争来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宋教仁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在敌人的暴力面前，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去掌握政权。这难道不正是议会迷的典型病症吗？这种病，难道不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吗？”（注：朱宗震：《试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的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1 期。）　

       持相反意见的文章则认为，当时摆在革命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而斗争”，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实践“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之间为夺取执政地位的斗争，也不是搞议会去为封建军阀装点门面，而是一心一意要运用议会民主和政党内阁来限制和取代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现在我们的想法，去指责前人。”（注：林增平：《宋教仁，为民主宪政而献身的杰出革命家》，《宋教仁纪念专辑》，140—141页。）有的还强调，宋氏的议会政治主张，是当时“最能体现资产阶级‘民权’的政治制度”，是进步的。　

　　关于“二次革命”的性质，论者大都认为是一次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不具有严格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但在具体评估的尺度上有所不同。　

　　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新老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学科形态，其研究的起点已经很高。但是，研究起点很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面临“终结”或已经“终结”，恰如这一领域中的不倦开拓者章开沅先生所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亦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越来越可以冷静下来，以平实的心态和理性的睿智来客观地探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时，蒙在其上的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去，若干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和事实将逐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如同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不会穷尽一样，史家对历史的阐释也永远不可能终结，任何合理的阐释都只可能是相对的。就此而言，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许多方面来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还方兴未艾，前途尚未可限量。　

       问题是，在现有的高起点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究竟应如何深入？其未来的取径到底何在？历史是未来的一面镜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总结过去，从过去20年来的大发展中，清理出未来发展的线索，用以指导下一世纪的研究。回顾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向。　

       首先是继续发掘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以新材料的发现带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作为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以新材料的发现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突破口。新的观点可以层出不穷，但若没有坚强的史料作为支撑，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经不住时间的检验。这当然是老生常谈，却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能获得出人意料的进展，不正是得益于一大批鲜为人知的新材料的发现，或注意到了一些过去不曾留心但确于研究有补的“旧”材料吗？　

       仅就人物研究而论，这些年来孙中山研究能成为辛亥人物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长盛不衰，除他本人的重要性而外，与前面提到的《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等一大批系统资料的陆续面世不无关系。正是新材料的陆续发现，使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过去的一些误断。如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过去绝大多数认为是其早年倾向于改良的例证，但近年所发现的一些资料，却显示孙中山是为了能与李鸿章面谈，劝其反满，是其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重要活动（注：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3期。）。同时， 新材料的发现，又可以使人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有关孙中山的宗教思想，过去只知道孙系一基督徒，但其信仰的内容和程度究竟如何，却处于模糊的状态，鲜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一些新的资料，对孙的宗教观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开辟了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注：田海林：《孙中山宗教思想纵横论》，载刘泱泱主编《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又如，正是像《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一类在革命中比较次要人物的文集的出版，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少数革命领导人以外的更广大人群，扩大到革命壁垒之外各种类型的人物，使人们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