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7)

　　中国初期组织展品赴赛，通常不注意仔细研究如何收集最精良的物品，如何达到宣传自己、推销产品、切磋交流的赴赛目的，因此通常效果甚差。有人批评，中国出洋参加博览会往往“平时既无预备，临时又不研究，且必待该国照会到部，辗转行文，始行出示晓谕，为期本已甚迫，赴赛商家又不通西国语言，仓惶失措，何能遂其所求”。（注：《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第4年第9期。）这种现象已为着名士人和实业家张謇所觉察。1906年意大利在米兰召开国际渔业博览会，张謇便竭力主张设立“七省渔业公司”，认真调查研究如何筹办展品，同时利用本次渔业展览，趁机表明中国领海主权，绘制渔界海图，“而各立渔会之保护，俾各安其业。又趁此会场参考各国捕鱼畜鱼之法”.在张謇等人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这次赴赛不仅调查了中国的渔业资源，宣示了中国的海权，而且参展品精良，在博览会上取得巨大成功，“计得奖凭、奖牌百有余张”，“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注：参见李士豪、屈若蹇《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本）第64、70页。）

　　在成功地收集到展品之后，如何加以科学的陈列，也同样值得研究。博览会出品的陈列、布置亦是一门专门学问，其中大有讲究。展品分类是否科学，陈列是否得法，将直接影响博览会知识传播的功效。有人经过研究后指出，博览会“集天下之财力、物品于一场，而欲使各方面皆称其意，其势亦甚难。然必使陈列品一望即明，又必使陈列者有尽其心思、材力之余地”，因此，除陈列场馆的建筑式样、采光办法均须讲究外，陈列品的分类也很重要：“世界愈进步，则出品之分类及陈列益趋于专门。每经过一次，则各商店、公司之陈列装饰等法，亦必进步一次”.在展品分类上，“第一则宜便于观者，其二则合于学理。至于橱台装饰、采光配色，均宜先加研究焉”。（注：《劝业会说略》，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第105页。）

　　某君经考察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的展品陈列后，指出该会出品的展出不甚得法，“会场中陈列室号数，颠倒错乱，毫无次序，观者稍粗心，即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患”。另“出品标注，其文字固宜简单，亦贵明晰”，但该会出品标签上“仅印有物名、产地、出品人、制造者、价值等文，而无用途二字，致观者对于初见之物，徒羡其光怪陆离，而莫悉其用法，是亦一缺点”。（注：《游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官》（录《时报》），《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这些，均影响了此次博览会的效果。在次年的南洋劝业会上，湖北出品的陈列已有明显改进，颇获好评：“陈列布置各省不同，而真能得法者尚少。湖北馆布置最称得法，而直隶馆则分部清晰”。（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第129页。）这两省所取得的进展，同先前分别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和天津商业劝工会所取得的陈列经验，显有关系。

　　当然，博览会上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还是由专业人员对各种出品所作的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由这些专门研究所提供的评论、改良建议或研究报告，以及对研究成果的反馈，则构成博览会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下面拟集中分析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的出品研究活动及其相应的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情形。

　　南洋劝业会开会不久，以张謇等为首的东南绅商，为使南洋劝业会促进工商业发达，开通民智的目的落到实处，遂仿行西方博览会的做法，发起设立“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研究会举李瑞清为会长，张謇自任总干事，宣布宗旨为：“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注：《南洋劝业会续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7月）。）其研究方法，先是各自研究，条具意见；次为共同研究，证勘疑义；再分头请专门人才提出改良办法。该研究会在两个月之内，对农业、卫生、教育、工艺、武备、美术、机械和通运八个展馆的展品分别进行研究，最后，将全部成果汇集成一巨册《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注：该报告书内容包括关于教育、工艺、医药、农业、武备诸方面的速记录、演讲稿、报告书、说明书、意见书等。以下简称《报告书》。）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于1913年正式出版。透过该书，我们可依稀看到当年中国工艺、科技发展的现状和科学知识普及情况，同时也能读到许多有关改革教育、提高中国工艺和科技水平的真知灼见。以下略举一二。

　　（1）中国工艺与科技现状。黄守孚的报告书对中国工艺现状持低调态度，认为“今世之工艺，当以机械工艺为主，手工次之。而就两工艺馆及各别馆之工艺以视吾国之工，殆犹在纯粹手工业时代……观于机械馆，而普通工业应用机械无有焉；观于美术馆，而图画焉、刺绣焉、雕刻焉……观于通运馆，则无论交通之设备不得备焉，包装捆载之法既无所表见，是亦足以阻工艺之进步”。有鉴于此，他提出“欲兴工业，自以广设工业学校为主。先实际之应用，缓高远之理论，而于机械图画二科尤当认为必要，务使机械之常识普及于一般之青年”。（注：《报告书》，第109、127-128页。）

　　但也有与黄守孚不同意见者，如天津刘辅臣的报告就对中国机械和科技现状持比较乐观态度，认为进步不小。他以机械馆的出品为例，列举出“天津劝业铁工厂所造水龙、印刷机器、火柴机器，以及他种汽机共若干件。又山东德州制造局陈列造无烟枪、子母机器全分一套，三十马力汽机照片一纸。又上海求新铁厂所造榨油饼机器以及别项之物品”。他认为该三厂“虽系仿造，实属精良”，仿造是创新的必经阶段，“设厂造物，理应由仿造入手，久而久之，心性灵活，创造自出将来，质料亦不购买于外洋，尤为至要。”此外，汉阳铁厂所陈列者，皆系该厂“自行锻炼”，“成绩颇为可观，富国强兵概持于此”。（注：《报告书》，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