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3)

　　甲午战后，中国在西方和日本的强大压力下继“兵战”之后，复倡“商战”,振兴工商实业的舆论腾播而起，朝野对博览会功能的认识始由“炫奇”和“邦交”向“商利”和“争竞”转化，博览会的经济功能得到重视。博览会一词开始被更多地译为“赛会”。（注：将博览会译作“赛会”，显然受到中国古时集期庙会和迎神赛会的影响，赋予其集庆典、娱乐、社交、竞赛和贸易为一体的内涵及功能，但却去掉了庙会和迎神赛会的宗教性功能。对此，成书于1921年的《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直隶实业厅公署编）“序言”中有清楚的说明，“博览会三字，东译也，我国则译曰赛会。赛会之事，我国自古有之，但其事为定期之市，于今世之所谓博览会者有大小繁简之不同。”）

　　1897年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举办博览会，驻比公使龚照瑗即谓：博览会“为兴工惠商……华商多财善贾者，必能体仰朝廷重商之意，挟赀备货，远渡重洋，与西人角利市廛，为我国畅销土产”。（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出使大臣龚照瑗函”，“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13-1。）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亦认为：“西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为工艺第一战争，洵中国今日亟应举办之端”。（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北洋大臣袁世凯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1-1。）这同举国上下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深感震惊，指望以商战而助兵战，通过兴工商来强国势的社会心态是一致的。吉林将军长顺上书称博览会为“商战”当务之急，言曰：“今与列国开门通市竞争雄富，号为‘商战’之时，人皆开通，我独自守，断无能胜之理，今日举办赛会实为当务之急”。（注：“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收吉林将军长顺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1-1。）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并从“联交谊”、“扩物产”、“奖人才”、“察商情”、“广贸易”、“兴商地”、“除积习”等八个方面论证了博览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夫恤商惠工，条理万端，而提倡风气，开辟津途，可以破华商之愚，惩华商之伪，劝华商之勇，扩华商之见，合华商之势……孰有先于赛会者乎？”（注：刘桢麟：《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皇朝经世文编》卷57.）

　　正是这种急切希望发展工商业的普遍社会心态需求，促成了20世纪初年“赛会热”在中国大地的兴起。检阅当年的报刊，有关国外赛会的报道和研究可以说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不久前还被视为无益之举的赛会，仿佛一下成了振兴工商实业、挽救中国于危亡的灵丹妙药。有人提议，应变易各地古老迎神赛会的形式，使之成为促进商贸发展的近代意义的商品赛会，“宜详考各国立会之制，先于沪汉等埠筹款试行农桑矿务等会，以劝民间。俟东省铁路既成，则于天津购地造展，综集中西，设一博览会，九重亲莅，以重其事……会散后储为博物院，备后人考镜之资。嗣后逐渐推行数省，一举以开风气，以拓利源。”（注：陈次亮：《赛会》，《皇朝经世文五编》卷30.）钟天纬亦上书张之洞，请变通迎神赛会而为近代博览会，“不如自行赛会以导华人先路而开富国之基。诚能就南方之赛会迎神、北方之庙集赶墟，变通其法，令百工商贾各行其业，自赛其物产，下至家用什物亦罗列于会场，兼行交易。”（注：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上南皮张制军》，《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7.）

　　1905年清朝商部颁行《出洋赛会通行简章》20条，表态支持商人出国参加万国博览会，号召各省商家“精择物品”，踊跃赴赛，并改变过去将赛事委诸海关洋员包办的做法，由政府和民间绅商联合置办赛品赴赛。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又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专供陈列中国自制各货，供人观览，以为比较改良之张本”。（注：农工商部统计处编《第二次农工商统计表》，“农政”，1910年。）稍后，各省会和通商大埠均有仿行。这可能便是中国最早的、形式最简单的博览会。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劝工会、劝业会、物产会等地方性博览会接踵而起，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即使偏远如四川省，也分别于1906、1907、1908、1909年先后四次在成都召开商业劝工会，“仿外洋博览会之意而变通之”,“每开会时，各属物产，栉比竞赛，实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观”.（注：周询：《蜀海丛谈》卷1《布政按察提学三司盐茶巡警劝业三道》，引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第267页。）

　　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各地举办地方性博览会既久，人们方意识到，博览会的功用尚不止于比赛、竞争的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在于交流、推广的长远社会效益。博览会传播科技，促进文化交流，提升文明水平的更高、更深层次的功能开始为国人所认识。清末经常在《商务官报》上发表经济时评的杨志洵，通过介绍日本博览会会长金子坚太郎的观点，指出“博览会之效果，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二者。夫集世界文明之制品于一堂，知识藉以交换，人文藉以启发，又陈列坤舆之产物，角其精粗优劣，促实业之振兴，即以助国家经济之发展，可以为国际之一种祝典，以之辑和邦交，宣示国力，凡此皆为直接之效果……然今世界之大势，于会之规模，无不努力扩张者，且以收间接之效果尔”。其间接效果，罗列为“市街之膨胀”、“公共之建筑”、“工程之新颖”、“工业之进步”、“商业之进步”诸方面，并进而强调：“凡万国博览会，非徒启发人心，拓展经济，及为世界之广告而已”。（注：《万国博览会之效果》，《商务官报》（合订本）第3册第20期（1908年8月）。）这已将博览会的功能概括得比较全面，而不执着于联邦谊、争商利的狭隘政治、经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