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6)

　　正中置大机器一副，轮径三丈余，力抵马一千五百匹……大轮动，则院中各器凡需蒸气者，皆藉气以运动。其有不需蒸气，惟藉皮条扯动者，各器有大小轮盘缠皮条套梁际铁轴之轮盘，亦可随时拨动运用，如吸水、印字、纺织、锯、磨诸器咸赖焉。器名“哥阿力斯”，为美人哥阿力斯手制，故以其名名其器……如此大器，动时无甚声响，且一人即可运之，是可异也。（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6册第223页。）

　　对机器的神力，李圭感慨不已，认为“精益求精，巧益思巧，此出一器，彼仿行之，尔争我竞，莫可底止。何怪机变之事，日出而日盛，且日盛而日新哉！”他已经看到技术进步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提出中国也应讲求机器，不能抱着祖宗的成法不变，“是机器正当讲求，不得援古人桔槔之说，概谓机器不当用，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置诸弗取也。”李圭的见闻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极大反响，洋务大员李鸿章在为《环游地球新录》所写的序文中，便有感而发：“夫自通商以来，泰西诸国，日出其聪明才力，以相角逐。凡可为富强计者，若铁路、电线、车舡、炮械之属，转相仿效，务极新奇；而于商务，尤所措意，舍是则无以自立其国。”（注：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6册第223、192页。）由此看来，洋务派之强调引进西方的科技以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与辗转来自西方博览会的信息亦不无关系。

　　中国自己举办的博览会上，虽无如巨型蒸汽机那样的近代先进技术可以示人，但其展品多少也反映出中国实业的进步和制造技艺的提高，可以看到中国在学习西方工艺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1909年在武汉举办的劝业奖进会上，湖北兵工厂的军械、陆军工厂的皮靴、武昌制皮厂的皮箱，以及制麻局、武昌工艺实习厂、善技厂、汉口劝工院和几家私立公司的出品，“不乏仿造外洋货物而得其精神者。且定价之廉，亦不让外国货”.就器械而言，“如工艺厂藤棚钢丝等，铁床（即车床）、轧花、压布、磨粉、造洋烛等机器，以及汉口劝工院藤篾等器，均属行销有望之物”。（注：《游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又如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机械馆中，北洋劝工厂陈列有汽机、消防水龙、起重机、美式水泵、挤铁机、切铁机、切片机、切丝机、轧棉机、钻床、车床等机器；求新机器厂陈列有火油抽水机、豆油榨机等；江南船坞所陈列有双轮汽机两具。在教育馆内的科学仪器馆陈列有物理器械50余种。（注：《南洋劝业会游记》，“机械馆”、“教育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0年初版。）对博览会素有研究的李文权在参观机械馆后记道：“此馆以较东西各国固曰幼稚，然实则陈列丰富，为吾人初料未及。”（注：李文权：《南京博览会各馆游记》（续），《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2期（1914年2月）。）教育馆中还陈列有“苏州农业中学堂动植物标本，及各种机械图。又江南高等学堂之双摆电动器滑车及各种制作；又某君发明不用镜之照相。或仿造或发明，皆有可观。图书仪器部，江南江西官书局、国学保存会、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皆有陈列，然以商务印书馆出品最多”.（注：李文权：《南京博览会各馆游记》，《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这说明中国在推行近代教育，传播科学知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即使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通过农产品陈列所、品评会的展陈奖劝，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近代农学知识，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如直隶农务总会有鉴于“我国农学萌芽，尚在幼稚时代”,“先就品评会而仿行之，以为博览、共进之起点”，（注：《北洋公牍类纂》卷24《农务》，北京益林印刷公司，1907年，第1页。）遂于1907年举办第一次农产品评会，“除官绅外，农民赴会者二百余人”,他们通过听取讲演和观摩展品，接触到过去闻所未闻的国外农学知识，“欢欣鼓舞，莫可名言”。（注：“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8页，苏州市档案馆藏。）

　　此外，参加国际性博览会的过程，同时也是“绍介我国进运之状态于世界万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过程。如1873年首次参加维也纳博览会时，中国展团从上海、牛庄、天津、汉口、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通商口岸收集的出品，纺织品、衣料服装占绝大多数，尤其属中国特产的生丝、丝绸展品最多，江南生产的22种生丝、421种丝绸参加了展览。1884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保险博览会上，中国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组织参展的出品，主要是与介绍中国社会生活有关的物品，如服饰、轿子、马具、乐器、书籍（包括传教士的汉译西书）等。到1911年准备日本大博览会的参展出品时，中国有关人士已注意到除展出生丝、茶叶、瓷器、工艺品等传统名牌产品外，亦应注意收集、展出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化水平的“发明品”和“模仿品”。发明品包括“苏州洋式木器之自由旅行椅、上海朱开甲发明之新式汽机、安徽之新式磨椎、北洋劝业厂之机器等”.模仿品则包括“天津之塞门德火砖、苏州之仿造洋绸缎、天津之呢及皮件、各省学校用品如粉笔、药水、标本、仪器之类”。他们希望通过这类“发明品”和“模仿品”的展出，多少能够反映中国经几十年努力后在实业和教育上所取得的进展，“一以验工业美术之成绩，二以为研究吾国事情者之参考”。（注：李文权：《余于日本大博览会之意见》（旧作），《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

　　（二）研究与比较

　　在由博览会所体现的科技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中，展陈与观摩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说大众化的参观行为尚属交流、传播中的感性层次，那么，有组织的比较、研究，则可使博览会中的交流、传播达到较高的理性层次，大大增强博览会的效果。换言之，研究与比较亦属博览会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之一。正因为如此，西方举办博览会时对出品的研究格外重视。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开会期间，“会场中设有全球商业公所，各国商人均入所研究”，只有华商“绝不过问”。（注：《对于筹备巴拿马赛会之意见》，《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年7月）。）1900年巴黎博览会期间，奥地利政府为了研究博览会出品，“选商业工业其他各实业学校之教师百人为一团，遣往巴黎。经费概由政府负担”。（注：《1900年巴黎博览会之各国特别馆》，《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其对博览会出品研究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研究，用当时的话讲就是“格物致知”，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博览会展品收集、布置、展出、评比、奖励、推广的各个环节，其中尤其要研究展出品的优劣状况，其工艺、技术创新的程度，如何改良、提高等等，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博览会传播科技、增进知识、促进贸易，提升整体文明水平诸功效的关键环节。在现代传播学意义上，只有通过对展出品的研究和宣传，才能使展品的特质突显于观众面前，吸引其注意力和激发其对之进一步了解的兴趣，以达到展出的目的，因为“大众媒介的效果将取决于传播的知识和信念的性质，取决于知识和信念系统化与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取决于我们个人对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的大众媒介的依靠程度”。（注：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