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4)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博览会“交换知识”、传播文明的根本意义，曾反复被时人所强调，逐渐成为共识。早在1906年意大利米兰博览会，使馆官员谭祖任便观察到博览会振兴实业的功用，主要体现为“出新法”、“制新器”的新知传播，指出：“万国赛会之举，原以振兴实业，鼓励商情……何人能出新法，何人能制新器，各国耳目注重于斯”。（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收驻义大使许珏函”，“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8-1。）民初，有人将博览会的作用区别为两个方面：“一、推广海外交易，以销售国货……值此赴赛之盛举，我国民亟应踊跃从事，各输出大宗物品，以炫耀世界人之眼帘，以争比赛制胜之光荣”；“二、交换知识以期本国之实业改良。物产之优秀，表示于比较，比较之方法，莫善于赛会。罗万国之珍馔，以供各国民之批评，知识既可交换，且能诱起实业之竞进”.（注：《民国经世文编》（实业），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第4578页。）显然，前者讲的是博览会促进外贸的经济功能，后者则强调的是博览会交流知识、推广实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前者落实到物质上，后者落实到人文精神上，所谓“国随之以富，种因之以强”。这里已经有了与科学相联系的进化论的影子。

　　在晚清，“格致”是与“科学”相等同的字眼，但更多侧重于科学中比较、研究和发明的方法论意义，换言之，与技术发明和工艺改良等实用层面有更多的关联。有人总结道：“西人工商之进步，出于格致之精益求精，实出于赛会之有加靡已。格致内也，赛会外也。赛会者，所以提全欧之精神，而使之一振，所谓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是也。”（注：《论今日宜急开内国赛会以兴工商》，《东方杂志》第5年第5期（1908年6月）。）时人已意识到，在博览会中通过“格致”即科学的研究而改良工艺，比单纯地推销商品、赚取利润更为重要，也更符合博览会的本意。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评论：“查杨大臣（即出使比利时大臣杨兆鋆）咨内称赛会宗旨专为改良工艺一语至为扼要，推究赛会之本意，实系商学上事，并非商业上事。在开设会场之国罗致各国物产制造以供研究，使其工商人等通知各该国之学识理想好尚及其历年程度之比较，以开发其进步思想。在赴赛之国亦藉其会场以增长见闻阅历，为扩充久远之图，皆不仅计较一时盈亏已也”。他并以美国圣路伊斯博览会为例，说明赛会重在研究和长远影响的宗旨，“如前年美国散鲁伊斯赛会时公法有会，法学有会，医学有会，农学有会，似于商业并无关系，初不知萃集各项之专门名家讨论演说，则其人民眼界理想随在被其影响。一言以蔽之，则凡有国家者，无非欲以激发其民进取之心而已。中国向来并无商学，亦未知赛会宗旨所在”。最后，他归结为：“赛会一事，以争工商学业名誉为第一义；以求工商学业来日之进步为第二义，而于贩运销售之盈亏，在所不计。”（注：《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第4年第9期（1907年10月）。）南洋劝业会所编《观会指南》中也指出：“赛会者，试验产业进步之最要机关也……一方面固可改良其制作品，他方面则以奖励产业之发达而立国家富强之基矣。且其效力尚不止此也。凡人参观之时，尝可唤起兴味，实于精神上施以实物的教育，而养其兴业殖产之观念。此赛会最大之功效也。”（注：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南洋劝业会事务所，1910年，第96页。）民国初年，时任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赴美赛会监督的陈琪，对博览会的长远功效亦有精辟论述，提出：“博览会者，商战之舞台，工商之研究所……不惟谋现在之小利，尤当研究商业谋将来之大利；不惟在会场以内扩张贸易，尤当在会场以外浚发利源；不惟于商业谋发达，尤当以学术启新机”。（注：陈琪：《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1916年，第91页（该书未注刊印者，现藏温州图书馆)

　　以上从间接、长远的视角来观察博览会功效的观点，与西人的近代博览会观念已如出一辙。曾担任民国工商部次长的向瑞琨对这种看法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盖博览会之宗旨，一曰生计之竞争；二曰世界之教育；三曰国家之盛典；四曰国民之外交……凡经博览会闭会以后，该地方每因之发达。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以后，而该市之高架铁路、电车因之而设，荒芜一变而为通衢，人口遽增至六十万。美术会、博物馆等，建筑一新，工场之烟囱增有二倍，商业之资本增数倍。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以后，该市之道路、自来水、消防术等，均大有进步。其铁路直增数线，而银行、旅馆增设尤多。”（注：《论南洋劝业会之影响》，《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

　　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一词，但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博览会促进城市近代化的主题。博览会的综合效用，归结而言，也就是提升城市、社会和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在近代，这种文明水平的提升，是与工业化程度成正比的，是由科技进步和观念变革所体现的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注：在讨论博览会与城市近代化关系方面，可参见加拿大学者Keith Walden,Becoming Modern in Toronto:The Industrial Exhibition and the Shaping of a Late Victorian Cultur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该书从布展、认同、城市理念、公共空间、庆典与娱乐等文化史视角，全面讨论了工业博览会对促进多伦多城市近代化的巨大功用，颇具借鉴意义。）尤其那种规模巨大的世界博览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国现代化过程的标志性事件。有人就曾指出，1876年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周年而举办的费城万国博览会，实为美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界标，“费府大博览会之结果，卒能变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注：《论日本大博览会我国之赴赛之准备事宜》，《商务官报》（合订本）第3册第4期（1908年3月）。）

　　虽然在对博览会的认识上，近代中国人存在一个观念调适和逐步加深了解的过程，从最初的政治、外交为主导，逐渐过渡到以商业竞争为主导，继而以文明的进化为主导，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亦逐步凸显为时人至为关心的主题。但这种思想史上的理性认识实又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跨度，存在着区域性的认知差距，并不可能完全对应落实到不同时段中国参与或举办的博览会实践上。这是不得不预先加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思想界尽管可能对西来的博览会观念有超前性的领悟，但实践者（即具体的经办人员）却往往只能根据具体国情而强调博览会的某一方面的功能，不能面面顾及，或超越阶段去学西方。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明明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为何又偏要冠以“劝业会”之名？有人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博览与劝业性质同而目的异，博览之设在工艺已发达之后，互出其技交换知识；劝业之设在工艺未发达之先，引起国民注意实业。换言之，博览会乃劝业会之结果；劝业会者乃博览会之起因也。”（注：《上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19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