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2)

　　然而，由于19世纪中国与欧洲社会发展所存在的巨大反差，博览会给欧洲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勃勃生机，以及博览会本身的重要功用并不能马上为中国社会上下所认识。在近代欧洲已成常识的东西，在近代中国却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方能获得共识。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或“时差”，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解释中国在追步西方文明时所遭遇的困惑，以及博览会这类新事物为何一时难以在中国普及，而且即使强加推广也难免发生变异。大体而言，近代中国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科技进步）的过程。内中的曲折颇能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思想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演进历程

　　起初，晚清朝野士人仅从赴西方游历的官员和商人那里得知有关洋人举办博览会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但对此均不甚措意，视为无关宏旨的赛珍耀奇之举。这从“博览会”的早期译名中可见其端倪，当时一般译作“赛奇会”、“炫奇会”、“聚珍会”、“聚宝会”等，隐然含有“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有人曾谓：“吾国旧时于赛会二字，不求本意，谬译曰赛珍，遂若赛会为炫奇斗异之举者”.（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收留欧学生、商人公禀”，“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18-2（02-20系编号，18系函号，2系册号）。该档案现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下同。）1866年，清总理衙门首度受邀参加将于次年举行的法国巴黎博览会，但置诸未理，仅例行公事，“行知三口及上海各通商大臣，并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商遵照”。（注：“法英等国聚珍聚宝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1870年，奥地利拟在维也纳举办博览会，又邀请中国“提供有趣之物”前往参赛。清政府最初仍不愿参加，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搪塞。后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酌量助彩”,始勉强同意民间工商人等“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注：“（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国嘉礼治照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4-1。凡年代有括号者，系原档未具明，笔者根据判断所加，下同，不再注明。）但因商人响应者寥寥，遂决定由海关总税务司洋员德璀林、粤海关税务司包腊等负责采购商品前往奥国参展。而此时政府同意赴赛的原因主要即在于联络“邦交”的政治考虑，而非振兴工商的经济目的，至于藉此而传播科技、交流文化则根本连想也没想到。如首次同意参加1873年奥国维也纳博览会，主要理由即是“特因两国交谊，不肯膜视……若该商民在公会中，能有利益，亦中外和好之一效”.（注：“（同治九年）八月十九日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4-1。）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博览会，总理衙门指示：“中国办货赴会，原为敦睦邦交起见，路费、旅费宜格外节省，但陈设不可过于俭啬，以免比较优劣，贻彼此厚薄之讥”。（注：“（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2。）

　　根据赵佑志的研究，清政府官员初期对参与博览会持犹疑态度，除因潜在文化优越感而生的轻慢态度外，其内心深处对博览会这类新事物还有三层隐忧。一是担心博览会实行展品免税会发生走私偷漏，影响政府的税源。1867年巴黎博览会，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请求给予赴赛展品免税优惠，但总署（即总理衙门）答称恐有奸商藉赶会为名，趁机偷漏，碍难照准。法国又请中国派员核发执照，总署仍未应允。无奈之下法国自聘福州税务司美理登负责核发免税单，再照请清政府同意，至此总署只得被迫接受，但仍饬美理登须严密稽查，以杜偷漏。（注：“（同治五年）七月十九日给署总税务司札”，“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1876年，日本为召开1879年长崎博览会，亦请求赴会货品援例免税，但为江海关道所拒，认为赴会改为商办后，很可能有影射偷漏情形，“混请免税，未便准行”,最后总署接受江海关的建议，不准免税，致使商人裹足。（注：“日本长崎博览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二是担心博览会只赔不赚，蒙受损失。如总署在讨论是否参加1889年法国巴黎博览会时，便提出，“中国计程遥远，运物艰难，非近在欧洲之国可比，且从前曾与他国赛会，颇多亏赔，是以近年概辞未与”（注：“（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给法国公使李梅照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三是担心运送物品前往参展，自曝家底，引起列强觊觎。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博览会，负责筹办的驻荷公使李凤苞奏报本次博览会分为“万国赛奇会”和“属邦幻奇会”两个会场，提醒“属邦幻奇会”只可寄送与南洋、旧金山贸易的物产器用，至于台湾后山、苗瑶土产虽符合章程，但断不可送会，以杜各国觊觎。（注：“（光绪七年）二月十二日出使德国大臣李风苞函”，“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2。）诸如此类的种种担心说明晚清官员对博览会功能的认识尚十分模糊，常以过去的习惯性思维来忖度新事物。（注：有关清朝官员初期对博览会的种种隐忧，参详赵佑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载台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日本由政府派员正式参加万国博览会也是始自1873年奥国维也纳博览会，但其参展目的一开始便非常明确，政治、经济和教育兼而有之：“一曰凡以为出品之物，无论天产人工，必择精者美者以搜集之，俾藉国土之丰饶，人工之巧妙，扬国威于海外；二曰各国之出品及著作，必详加考核，俾知西洋之学艺之精妙，机械之妙用，以开产物蕃殖之道；三曰乘今日之机运，创设不可或缺之博物馆，以促学艺之发达，而树他日博览会之基础；四曰本国物产之名目制造，宜力图改良，以博各国之称道，而增输出之数额；五曰各国产物之有名者，必详查其原价销路等，以裨自国之贸易。”（注：《日本第一次赴赛万国博览会颠末》，《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近代日本在举办博览会方面能后来居上，直逼欧美，与这种从一开始便对博览会功能有较明确的认识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