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一）(3)

　　二、国家资本在交通和工矿业中的强化

　　南京政府既然确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便凭籍其所设立的各种经济管理机构，逐步加强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统制和投资，发展国营企业，强化国家资本。其统制和投资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交通业、重工业和金融业。

　　国家资本在交通业方面的强化，主要是通过铁道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和交通部来实行的。铁道部主管全国的铁路事业，全国的铁路建筑几乎完全由国家投资。据现有研究，1928-1937年的10年中，中国自筑铁路4179公里，平均每年筑路418公里，较之晚清时期和北京政府时期平均每年筑路319.2公里和225.3公里，分别增加30.95%和85.53%，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而且建筑费用中的外债率大幅度降低，平均每公里借用外债数从晚清时期的9万元、北京政府时期的12.2万元，降低到4.2万元，这一方面说明利用外资的效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资本的投入量也有所增加。[16]

　　铁道部成立以后还接管了原归交通部主管的公路事业，1931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又从铁道部看中接管了公路事业，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1928-1931年间，交通部和铁道部虽然曾制订了比较详尽的公路建设规划，但未能切实执行，公路仍然主要由各省自筑，共计筑路约3.7万公里，连以前所筑累计6.6万余公里。这4年中，虽然公路建设速度大幅度加快，里程增加很多，但是因未能实行全国的公路建设规划，使建成的公路以省为界，很少跨省联络。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在蒋介石“交通剿匪”政策的要求下，也出于推进经济建设和开发西部的考虑，公路建设不仅继续保持快速进展的态势，而且将重点转向修筑跨省公路。从1932年5月起，先后决定修筑贯通京（指南京，下同）杭、沪杭、京芜、苏嘉、杭徽、宣长6条公路的连接公路；修筑沟通江、浙、皖、赣、鄂、湘、豫7省的公路；修筑陕西、甘肃、福建3省境内及赣、粤、闽边界的公路和其它公路。同时，各省自建公路仍在进行之中。到1934年底，全国可通车的公路总里程已增至近8.5万公里，其中新筑公路1.9万公里。从1934年起随着红军转战西北，南京政府的公路修筑亦向西部延伸，到1935年底，全国已通车公路总里程为9.6余万公里，另有在建公路1.6万余公里。[17]到1936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近11万公里，较之1928年之前22年中筑成的2.9万余公里增加了8万公里。这一时期，南京政府修筑公路的主观动机，虽然可以说是“在军事和战略的压力下修建公路，而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但其客观效果，却不尽于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为民用和商用公路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8]这从汽车数量的增加中可见一斑，如汽车进口数量（客、货车合计）1929年为8781辆、1930年为4280辆、1931年为3876辆、1932年为4089辆、1933年为4907辆；全国各种汽车总数1933年时有44462辆，其中普通汽车站27473辆、公共汽车5190辆、运货汽车8939辆、机器脚踏车2860辆；1934年时增至50023辆，其中普通汽车30107辆、公共汽车10184辆、运货汽车7065辆、机器脚踏车2667辆。[19]

　　交通部主管除铁路和公路以外的其它交通事项，主要是水路航运、航空和邮电的经营和建设事务。在水路航运方面，交通部没有新设企业，而只是把原先保持商股商办的全国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接收为国有。从1927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交通部就以各种政治理由对招商局人事渗透，实行监管。到1932年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招商局拨归交通部管辖。10月收归国营，趁招商局股票跌价之机，将每套（包含2股航业股和1股产业股）价值300两的股票以50两的价格强行收买，从而以几近趁火打劫的方式实现了将招商局国有化的目的。当然，招商局被收归国营以后，企业的资产有所增加，经营亏损的局面有所改观，轮船总数和总吨位从1933年的25艘、近5.7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28艘、8.6万余吨，在3年内增加了50.88%；但经营连年亏损现象并未真正改变，除了1933年转亏为盈外，其余年份均有多少不等的亏损。[20]

　　航空业是在本时期中开创的，全部由交通部用国家资本与外国资本合作开办的。1929年5月由交通部创办了中国的第一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资本1000万元，由中美合作、合资经营。其航空业务从1929年11月起逐步开辟上海经南京、汉口、宜昌、巴县、重庆的沪蓉线，后延伸至成都改称沪蜀航线；1931年开辟沪平线；1933年开辟沪粤线。1934年时全公司共有飞机13架，其中8座位的洛宁牌飞机7架、6座位的司汀逊牌飞机5架、塞可斯牌飞机1架。到1936年时，全公司拥有洛宁、司汀逊、道格拉斯等类飞机17架；飞行里程累计达246.6万公里；载运乘客18567人、1200万人公里，载运邮件70806公斤。第二家航空公司是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开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成立于1931年5月，资本额从创办时的300万元逐步增加到1936年的900万元。其先后开辟的航线有：上海至北平、满洲里；上海经南京、洛阳、西安至兰州的沪新线；由北平经太原、洛阳、汉口、长沙至广州的平粤线；由兰州至宁夏的兰宁线。到1934年时，该公司拥有容克斯飞机11架。1936年时，该公司飞行里程累计为91.1万公里；载运乘客5115、312万人公里，载运邮件26961公斤。第三个航空公司是由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5省联合发起的西南航空公司，1934年成立，额定资本200万元，计划由5省政府集股60万元，招集民股140万元。公司拟开辟5条航线：由广州经梧州、贵县、南宁至龙州的广龙线；由南宁经南丹、独山至贵阳的南贵线；由贵阳经兴义至昆明的贵昆线；由广州经惠州、梅县、津州至福州的广福线；由广州经江门、水东、琼州、北海、钦州至南宁的广琼南线。第四个航空公司是由交通部与日本有关方面于1936年11月合资成立的惠通航空公司，资本总额270万元，辟有天津至大连；北平经天津至锦州；天津经北平至承德；天津经北平至张家口；北平至沈阳5条航线。[21]

　　邮电事业在接收旧有事业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除了电报线路有所延长、无线电报进一步发展之外，随着各种交通事业的发展，邮路不仅快速延伸而且出现了汽车和航空邮路。在1927-1932年间，传统的邮差邮路从228664公里增至396050公里，增幅为73.20%；水运邮路从30615公里增至59193公里，增幅为93.35%；铁道邮路从8216公里增至15618公里，增幅为90.09%；汽车邮路从1928年开始创办，逐年增至27638公里；航空邮路从1930年开始创办，逐年增至7639公里。1933年时，由于东北已被日本占领，使36532公里的邮差邮路（其中少部分为关内地区邮路）、6194公里的铁道邮路、9480公里的汽车邮路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关内地区的邮路仍继续保持着较快发展的势头，到1935年6月时，邮差邮路为372062公里，比1933年的359518公里增加了3.49%；水运邮路增至61722公里，比1932年增加了4.27%；铁道邮路为10026公里，比1933年的9424公里，增加了6.39%；汽车邮路为36760公里，比1933年的25890公里增加了41.64%；航空邮路增至13278公里，比1932年73.82%，越是现代性的邮路增长速度越快。在邮路不断拓展的同时，邮政业务种类也在逐渐扩展，如创办邮政广告，筹办邮政简易人寿保险，扩充海外汇兑业务，代购书籍，代收电报，代收印花税票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