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5)

　　三、旧文艺的改造和新文艺的推广

　　所谓旧文艺的改造，是指新文艺在利用旧文艺形式的过程中对旧文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新文艺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文艺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中，戏剧改革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戏剧界广泛利用戏剧的民间形式作抗战宣传。这既包括对京剧、评剧、汉剧、湘剧、越剧等传统剧种的加工，又包括对鼓书、快板以及各地民间小调、小戏曲的直接运用，还包括对现代歌剧所进行的民族化与通俗化的改造。自1937年9月开始，上海等地数十个剧团先后抵达武汉，演出了《上海战争》、《青纱帐里》、《保卫祖国》、《飞将军》、《塞上风云》、《战歌》、《一片爱心》等既富有民族性又富有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抗战话剧，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有不少作家成为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的热心人。改造旧剧种为抗战服务，田汉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他改编了京剧《土桥之战》、《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岳飞》和湘剧《旅伴》、《武松》等大量剧目。老舍又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的大部分作品收入《三四一》一书中，他用数来宝、大鼓、河南坠子等曲艺形式写了很多作品，进行抗日的文艺宣传工作。此外，如聂蔡以评剧《化子拾金》的自由活泼形式，写了《改良拾黄金》，用丰富生动的语言和幽默机智的独角戏宣传了抗日的内容。赵景深以大鼓形式，创作了《平型关》鼓词，歌颂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

　　除了这些大家名作之外，许多文化工作者也纷纷投入大众戏剧的创作，使之出现空前的繁荣的景象。1937年11月创刊的《抗战戏剧》半月刊，在4个月内就发表了31个剧本。创作的题材和形式也大大拓展，不拘一格，千姿百态。正如夏衍在《戏剧抗战三年间》中写道：“战时的一年，真是已抵过10年、20年的功夫！有了20几年历史的中国话剧运动，在这短短时间中起了一个使人刮目的突变。中国年轻的话剧，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所谓话剧了。从数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戏剧以抗战为契机，划了一个时代的阶段。”[31]

　　在解放区的戏剧大众化运动中，形式最活跃、规模最大，并具有创新意义的首先是新秧歌运动。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最早是由鲁迅艺术学院的王大化、安波、贺敬之、张鲁、李波等利用花鼓、大秧歌等民间娱乐形式上街宣传开始的。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启发和协作下，王大化、安波等人创作并演出的《兄妹开荒》，成为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中最早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优秀剧目。接着，又创作了《刘二起家》、《动员起来》、《红军万岁》、《牛永贵挂彩》、《刘连长开荒》、《女状元》、《变工好》等新秧歌剧，均体现了民间传统娱乐形式与边区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创新气息。

　　新秧歌出现以后，立即受到重视，并很快地推广开来。时任边区戏剧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张庚指出新秧歌的艺术价值和群众性说：“我们特别重视秧歌作为新戏剧的一种形式，这是因为它是老百姓所熟悉的，同时又是现存旧形式中间最生动活泼、最富有表现力的形式，而且也是最容易改造成为表现新生活的形式。‘新’秧歌剧的最大特点是一种新的生活气氛。这是所有中国过去的戏剧所没有过的一种愉快、活泼、健康、新生的气氛。这就是秧歌剧的艺术性之所在，这是由于我们正确地表现了新生活而来的。”[32]正是由于新秧歌的这种艺术价值和群众性，在1943、1944和1945年春节，掀起了秧歌运动的高潮，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都广泛参加。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跡几乎遍及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观众多达800万人次以上。

　　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开创了人民大众文艺的新阶段，带来了群众性秧歌剧创作的新局面。在整个抗战时期创作了数百种秧歌剧，其中不仅有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而且有工农兵群众自己编写的。由于各地秧歌队都根据本村本地的事实材料创作自己的新秧歌剧，作为自我教育的教材，于是产生了群众集体创作的特有方式。如佳县农村歌手李有源介绍创作过程说：“一个人各自是不行的，要众人在一搭里讨论讨论。事实呢，是根据咱村里发生的事实，谁做过什么，就让他演什么。故事怎么个编和讲些什么话，要众人在一搭里发表意见，众人同意了就照着编，照着演，不同意了就再商量。”[33]然后，经过群众中艺术骨干的加工润色，或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指导和修改，就产生了群众集体创作的秧歌剧。

　　这些群众集体创作的秧歌剧的主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变工互助、劳动光荣、大生产运动等内容的群众劳动生活。如延安枣园文工团创作的《动员起来》，庆阳三十里铺农民创作的《麻子变工》、《务棉》；清涧机关春节秧歌队创作的《访白徳》；马栏整训班创作的《组织起来》；延安军法处秧歌队创作的《钟万财起家》；安塞宣传队创作的《新状元杨朝臣》，等等。二是表现拥军爱民、锄奸防奸等内容的政治生活。如留政秧歌队创作的《军民联欢》；中央党校秧歌队创作的《王荣贵受伤》；联合剧团创作的《军人招待所》；马栏整训班创作的《大家来锄奸》；枣园文工团创作的《治安英雄》；延中秧歌队创作的《模范抗属张金兰》，等等。三是倡导减租、识字、丰衣足食、民主建设、破除迷信、讲卫生、反对包办婚姻等内容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和新道德。如靖边杜子栋秧歌队创作的《不识字的害处》，庆阳三十里铺黄润秧歌队创作的《妇女识字班》，延安文化乡群众秧歌队创作的《丰衣足食》，延安化学工厂工人创作的《工厂是咱们的家》，延安北郊秧歌队创作的《反巫神》，延安市桥镇秧歌队创作的《蛮婆冥命》、《货郎担》、《买卖婚姻》等。

　　在新秧歌剧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还产生了新歌剧的创作。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由贺敬之、丁毅等于1945年创作的《白毛女》。这是一部大型歌舞剧，具有民族特色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歌剧的代表作，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它在题材上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深刻地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历史主题，集中地暴露出地主阶级杀人喝血的罪恶和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的黑暗与落后；在揭发旧社会精神世界的蒙眜与欺骗，戳穿它的神话与鬼话这一方面，又尽了破除迷信的教育作用。”[34]在艺术方法上，吸收了陕北秧歌和其他地方戏曲中的表现手法，又吸收了现代话剧的某些特点，形成朴素、明朗、精练、流畅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