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艺已有不少研究[1]，但是从文艺现代化的角度考察抗日文艺则尚不多见。自清末开始出现的，五四时期开始高涨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个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一文艺现代化的主流景况如何？是“中断”了呢，还是没有中断，而是在以新的姿态继续发展之中？郭沫若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3年3月曾对此有过回答，他说：“在抗战尚未开始之前，曾有人为文艺担忧，以为战争一开始，爱国的作家必然投笔从戎，文艺便会遭遇重大的损失，或者甚而至于停顿。然而在抗战进行已经五年半的今天，确实地证明这种想念纯然是杞忧了。抗战以来，文艺不仅没有停止它的活动，反而增加了它的活动；不仅没有降低它的品质，反而提高了它的品质。”[2]“中国的文艺界在抗战的洪波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文艺在这一新阶段中的新发展，郭沫若又说：“由于抗战的驱策促进了作家的团结，也促进了全国的团结；由于抗战的驱策更改进了作家的生活方式而觉悟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抗战以来作为新文艺本流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很顺畅地转化成为抗日=反法西斯的斗争”，也是五四以来新文艺思潮的发展。[3]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文艺界和文艺进入到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影响下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的文艺界和文艺发生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变化，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各种团体从事文艺救亡活动，提出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更加注意文艺的大众性和创造性，从而既发挥了动员民众抗日的作用，又获得了自身的新发展。

　　一、文艺界结社程度的提高

　　文艺界的结社活动，随着新文艺运动的兴起而兴起，它既是新文艺运动的一种表现，也是新文艺运动的主要载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地区，各种抗战文艺社团大量涌现，使文艺界的社团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新文艺社团产生发展的发源地，并引领着抗战文艺的方向。1936年11月22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是陕甘宁边区，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抗日文艺社团，它的名称虽然尚未明确打出抗日的旗号，但它的宗旨明确规定是为抗战服务的，并得到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支持。其“缘起”说：“为了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的作家，以及一切对文艺有兴趣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所以我们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其发起人有：丁玲、伍修权、徐特立、徐梦秋、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等34位中共和拥护中共的文艺名人。在其正式成立的那天，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平等中共中央和宣传部的领导人到会，并相继讲话。该协会的名称也由毛泽东提议而通过。[4]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社团快速发展起来。1937年11月14日，延安成立了“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亦称“特区文化协会”），根据地第一个民确打出抗战救亡旗帜的文艺社团于此诞生。其负责人有成仿吾、周扬、柯仲平等。[5]接着，又于12月11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这是陕甘宁边区最主要的抗战文艺社团，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社团，其先后设立的下属团体和机构有：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抗战文艺工作团等。1938年9月11日，边区成立了第一个具有联合会性质的文艺社团——“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其执行委员由丁玲、田间、成仿吾、沙丁、周扬、柯仲平、刘白羽等文艺界名流以及各文艺团体的代表组成。[6]这表明，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和之初，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抗日文艺社团，并实现了全地区的整合。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很多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积极参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使抗战文艺社团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从总体上来看，各根据地的文艺社团基本上表现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各根据地自己建立的文艺社团，如“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苏北文化协会”、“华中文化协会”、“东北文化协会”等。第二种是由各根据地作家自由组合而建立的文艺社团，如陕甘宁边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鲁艺”、“战歌社”、“新诗歌会”、“山脉诗社”、“延安诗会”、“怀安诗会”、“草叶社”；晋察冀边区的“燕赵诗社”、“战地社”、“铁流文艺社”、“晋察冀诗会”、“冀中火线剧社”；晋西北地区的“根据地文社”；太行地区的“太行诗社”、“太行山剧团”；华中地区的“湖海诗社”等。第三种是作为全国性文艺协会的分会而建立的文艺社团，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延安分会、晋东南分会、晋西分会、晋察冀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陕甘宁边区分会、太行山区分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晋西分会、晋冀鲁豫分会等。[7]这些文艺社团，先后创办了《苏区文艺》、《边区文艺》、《文艺突击》、《新诗歌》、《大众文艺》、《文艺月报》、《谷雨》、《晋察冀文艺》、《西北文艺》、《太岳文艺》、《胶东大众》等文艺刊物，既宣传了抗战文化，又促进了抗日根据地文艺的发展。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受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引导和影响，抗战文艺社团纷纷出现。首先是在上海这一文艺界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集中之地出现了一批抗战文艺社团。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谢冰心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表示在国难当头之际，全体文艺界应抛弃门户之见和新旧之别，联合起来，团结一致，为抗日救国而努力奋斗，开始倡导组建抗日文艺社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1937年7月15日，“中国剧作家协会”在原“上海剧作家协会”的基础上首先在上海成立。此后各种文艺界抗战社团相继涌现，仅上海一地就先后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上海剧艺社”等70余个文艺社团。7月28日，以这些已成立的70余个文艺界社团为团体会员，联合组建了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由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等83人为理事，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救亡日报》，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

　　上海沦陷以后，国统区抗日文艺社团的中心地区转移到了武汉。随着北平、上海先后被日军占领，大批文人先后转移到武汉、广州、重庆；同时，周恩来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于1937年底来到武汉，他积极倡导和促成文艺界的团结。于是，1937年12月31日，第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文艺社团“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其宗旨是：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又在其宣言中指出：只有抗敌使之团结，团结的目的在于抗敌，在抗敌中提高戏剧，用戏剧推动抗日。接着，第二个全国性的抗日文艺社团“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2月29日在武汉成立，并向全国的电影界发出宣言，号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锻炼成为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勇敢的战士，以电影进行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