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2)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全国性抗战文艺社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艺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该会旨在组织和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文艺来发动民众，抵抗日寇。其《发起旨趣》指出：弱国战胜强国，所恃的是全民的同仇敌忾，文艺正是激励人民的最有力武器，在目前全国一致共御国侮之际，文艺界有集中团结共同参与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因此“要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它号召说：“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织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日寇，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则明确提出其任务是：“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亡，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8]会议选举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既促进了文艺工作者团结，也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协”成立以后，抗战文艺社团迅速普及开来。首先是“文协”自身很快在后方各地相继设立分会。“文协”成立的当年，就有昆明（5月1日）、襄阳（12月3日）、宜昌襄樊（12月23日）3个分会成立；次年又有成都（1月14日）、长沙（3月12日）、香港（3月26日）、延安（5月14日）、桂林（10月2日）5个分会成立；1940年继续有广东曲江（2月）、贵阳（2月）、晋察冀（10月21日）3个分会成立。[9]其次是其他的全国性社团也先后建立，如“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1938年4月，其前身为“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1938年6月6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38年6月12日）、“中苏文艺研究会”（1938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1938年11月，其前身为1938年1月1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1938年12月25日）、“中国诗人协会”等。文艺界社团的相继出现，表明他们在民族危机威胁下团结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正如郭沐若在《新文艺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中说：“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艺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工作者、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人员，乃至大多数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10]

　　这些抗战文艺社团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在抗日根据地，各文艺社团以引领抗战新文化的方向为使命，积极提倡文艺走战斗化、大众化之路，号召文艺界为新文艺的新发展而努力奋斗。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艺社团所提出的要求。如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表示了对该协会的支持，而且对该会提出了抗战任务和抗战文艺的方向，他说：“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11]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在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文化界的任务是：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12]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各文艺社团自身觉悟。如作为陕甘宁边区最主要的抗战文艺社团——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说：“日寇企图经过毁灭中国文化的道路，来毁灭中国民族的意识，以便使中国人驯服地做日寇的奴隶；而日寇要毁灭中国的文化，第一步就是先要毁灭中国新文化。”因此，“一切为着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抗日战争，……这既是现在中国基本的国是，也是现在中国文化基本的生路。……文化界在现在就首先要用一切的力量为抗战而服务，一切文化界的工作就首先要集中于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13]这一宣言不仅指出了保卫新文化与保卫中华民族的密切关系，而且提出了抗战文化的中心目标和任务是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又如边区文协、延安诗会、新诗歌会、鲁艺诗会等团体，于1942年10月22日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讨论了诗人怎样和大众结合，大众化诗歌的内容、形式和语言，如何深入开展诗歌大众化运动等问题。

　　在国统区，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成立以后，发行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狹窄的知识分子圈子，深入到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提倡文艺大众化。还议定要出版通俗读物100种，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号召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写通俗文艺，宣传抗战，反映抗战，广泛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直接为抗战服务。文协在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就组织创作了包括街头剧、大鼓书、儿童读物、通俗小说、民歌等通俗作品近20种；还召开了通俗读物座谈会，讨论了士兵与民众所需要的读物为什么要通俗和如何通俗化的问题；举办了两期52人的通俗文艺讲习会，讲解通俗文学的理论和创作。

　　上述抗战时期文艺界的组建抗日文艺社团活动，使文艺社团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其表现之一是文艺社团的地域分布大为扩展，遍及抗日根据地和后方各地，并从大城市向中小城镇和农村扩展，基本形成为一种全国的现象。表现之二是文艺社团的数量逐年增加，逐渐形成一种潮流。关于抗战时期文艺社团的数字尚缺少系统的逐年统计资料，但抗战后期几年有关于文化社团的统计，反映了抗战时期文艺社团的发展趋势。全国文化社团数及会员数，1943年底为376个、256096人；1944年底增至522个、350231人，分别比上年增加38.83%和36.76%；到1945年底又增至659个、374376人，继续比上年分别增加26.25%和6.89%。[14]表现之三是社团的组织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许多覆盖众多地区的全国性社团。这些新气象的出现，不仅表明文艺界结社意识的增强，而且意味着新文艺传播面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