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3)

　　二、文艺理论的时代性与现代性追求

　　抗战时期文艺界和文艺的另一个新发展是在文艺理论上突出了时代性和现代性。所谓时代性，主要表现为文艺界和文艺如何为抗战救亡这一最大的时代主题服务，也就是加强文艺的战斗性；所谓现代性，主要表现为文艺如何保持先进性，如何提高传统文艺的艺术性，如何造就新文艺的民族性，也就是如何实现旧文艺与新文艺、传统文艺与现代文艺的融合。从抗战之初的1938年起，就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既追求时代性又追求现代性的文艺理论。

　　在追求文艺的时代性方面，当时的文艺界主要提出了下述几种主张：

　　第一，对于文艺的工具性，提出文艺应该成为教育和动员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工具。夏衍提出：“文艺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一新定义的人正在有效地发扬这一工具的功能，不同意这一定义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了是汉奸的一种了。”[15]这句话的后半句虽然有过于点绝对，但其前半句则道出了当时文艺界大多数人的心声。

　　第二，要发挥文艺的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具作用，就必须做到文学的大众性。所谓文艺的大众性，就是文艺要面向民众，要让它从文艺家个人的事业中走出来成为人民大众的文艺，真正成为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工具。对于文艺的这种大众性，可以说已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中成为共识。在1938年时，郭沫若就向文艺界发出倡议：“吾辈艺术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因而艺术大众化成为迫切之课题，必须充分忠实于大众之理解、趣味，特别是其苦痛和要求，艺术才能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16]他们认为：“新时代的文艺，尤其是在这大时代的文艺，早已不是个人的名山的事业，而应该是一种群众的战斗的行动。文艺更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17]有些文艺工作者还感觉到，自五四以来新文艺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没有进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正如茅盾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产生了不少，读者也一年年增多，但依然只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没有深入到大众中去，这是因为“新文艺还未做到大众化”。[18]与此同时，延安文艺界展开了诗歌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艾青发表文章说：“诗人应当毫无间断地关心老百姓”；“应该终结那种专门写给少数几个人看的观念了”；“文学以它所能影响的程度决定它的价值”。肖三也发表文章，主张新诗歌应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创造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紧密为抗战服务。[19]

　　第三，要做到文艺的大众化，就不能不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形式，因此也就不能不利用民间流行的旧文艺形式。艾思奇对利用旧文艺形式的必要性有很明确而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没有仅仅为自己个人而创作或仅仅为过去或将来的人创作的人，文艺不是要‘束之高阁’的东西，它是社会的民族的，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走进现在的广大的民众中间。在这样的目的前面，就必须要提起了旧形式利用的问题。首先是因为要能真正走进民众中间去，必须它自己也是民众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能和民众的生活习惯打成一片。旧形式，一般地说，正是民众的形式，民众的文艺生活一直到现在都是旧形式的东西，新文艺并没有深入民间。”“我们是为民众而工作的，因此要把民众的东西还给民众，这就使我们在实际上有运用旧形式、把握旧形式的必要。”[20]

　　在追求文艺的现代性方面，文艺界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旧文艺与新文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传统文艺与现代文艺的关系问题。由于当时有不少文艺工作者主张利用民间流行的旧文艺形式作为抗日救亡文艺的表现形式，于是引发了关于旧式文艺与新式文艺的讨论。在抗战初期，文艺界中有人认为，利用旧式文艺只是宣传上的应急手段，而与创造新文艺则没有关系。对此，文艺界曾展开了大讨论，在批评新旧对立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旧文艺的新式化和新文艺的民族化问题。如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中，艾思奇认为，抗战时期的新文艺，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而且要吸收优秀的传统文艺。他指出：抗战时期的新文艺，应该是“把五四时期以来所获得的成绩，和中国优秀的文艺传统综合起来，使它向着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的文艺的方向发展，是为着建立适合于中国老百姓及抗战要求的进一步的发展。”[21]徐懋庸和周扬认为，利用旧形式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套用，而是在利用中加以改造和创新。他们说：对于旧形式，“采用之际，或有改造，这改造就会使旧形式渐渐变为新形式”，要“在批判的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因此，以为旧形式的利用，只有抗战宣传上的效用，对于新文艺并无积极意义和价值，这种意见之不正确，就毋待反驳了”。[22]在国统区的文艺界中，茅盾认为，利用旧形式固然有应急的一面，但同时也是改造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即新旧融合的过程。他指出：抗战爆发以后，“新文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通过利用旧形式，（二）加紧创造新形式，以求配合当前的迫切需要。这在一方面看来，确实也是应急，然而同时我们却不能不认清，这也正是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我们承认旧形式是宝贵的遗产，但并不以为可以不加批判和不加淘洗不经过消化而原封接受；同样，我们也承认在现阶段一般民众还是习惯于旧形式，但是我们不信一般民众这习惯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事实上证明民众的守旧性决不像有些论者所想象那样顽强的。因为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所以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并不背道而驰，利用旧形式也不能单纯地视为应急的手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