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4)

　　二是关于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以及如何创造新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由于旧文艺或传统文艺也就是民族文艺，而新文艺则主要是外来的西洋文艺，因此，从旧文艺与新文艺关系问题的讨论又引发出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关系的讨论。在抗战初期的1939年，艾思奇就发表了《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一文，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呼吁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民族的新文艺，也即是要以我们民族的特色（生活内容方面和表现形式方面包括在一起）而能在世界上站一地位的新文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作家如果要对世界的文艺拿出成绩来，他所拿出来的如果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那还有什么呢？”[24]1940年时，叶以群提出，民族形式的创造应该以现今新文学所已有的成绩为基础，加强吸收下列三种成分：一是承继中国历代文学底优秀遗产；二是接受民间文艺底优良成分；三是吸收西洋文学底精华。[25]到1943年，茅盾在总结几年来“民族形式”的争论时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一向是朝着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方向走的，就是朝着‘民族形式’的方向；民族的文学遗产的优秀传统，我们要接受而学习，世界文学的优秀传统，我们也要接受而学习，这本是新文艺一贯的精神。”[26]

　　三是关于新文艺的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民族形式如何反映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胡风认为，所谓文艺的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27]祝秀侠针对初期抗战文艺中存在的片面的现实主义弱点指出：抗战现实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创作的题材应该是多方面的，而抗战文学仅限于对战争本身的描绘，只爱写乐观的事实，而不写艰难悲观的事实，仅限于救急的直接宣传，而缺乏文学的特殊魅力，这种现象是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的。[28]邓拓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政治背景下提出了“三民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认为这一口号“不把目前的时代任务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某一圈子里，而却能号召和团结汉奸以外的各阶层的广大文艺创作者。”[29]此外，周扬提出了“民主主义现实主义”；史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洁孺提出了“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巴人提出了“抗日的现实主义”等等。他们虽然各有其理论界定，但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都把是否反映现实作为民族形式的一个主要方面。在思想观点上，他们都是给现实主义冠以时代的政治要求；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未能消除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摹仿的痕迹。

　　除了上述这些文艺界的关于抗战文艺的时代性和现代性的理论探讨之外，这一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最大成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战暴发以后，很多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解放区，他们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积极参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使解放区的文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然而，抗战初期的解放区文艺运动也存在着一些与革命文艺和大众文艺不相适应的问题。如他们的作品尚未充分反映抗日根据地区军民的伟大斗争；他们在作品中虽然写了工农兵，但是仍不免流露出知识分子的情调；有些人对文艺大众化还不感兴趣，认为大众化就是庸俗化，在艺术教育上搞“专门提高”，轻视或忽视普及工作。

　　针对上述这些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5月23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首先指出了新文艺的人民大众性质：“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强调文艺要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其次强调了文艺的阶级和政治属性：“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平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第三提出了政治与艺术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进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之，“便都是坏的”。“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并指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说：“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但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应该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讲话》在政治性和阶级性上强调了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之后，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0]《讲话》不仅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乃至抗战以后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而且其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既是这一阶段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解放区文艺发展的主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