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事业建功立业的“颜氏三杰”(6)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1926年，颜福庆受聘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1928年6月，颜福庆向协和医学院辞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任院长。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赴上海吴淞就任。7月，创建吴淞卫生公所。他接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为教学医院。此后又在枫林桥新址，建造医学院新校址和中山医院。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8年6月，颜福庆向协和医学院辞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第一任院长。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颜福庆的生活与工作多与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不会写中文，普通话也讲不好，演讲多数用英语，平时喜食西餐。然而，尽管颜福庆在西方受教育，又供职于外人创办的医学院，不仅参与创办中国最早的中美合资医学院，并荣膺湘雅与协和两大医学院的院长职务，他还曾被国联卫生官员认为是最能代表和理解西方医学的中国人，受到在华外国医生和国际卫生组织的尊重。但谋求医学独立，创建中国人自己的或是中国式的医学事业，却是颜福庆归国后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创建湘雅医学院的过程中，颜福庆就形成了独立医学的思想：“西医发达日见成效，使我国多数人得西医之真传，知博爱之感化，如吾人有独办之能力，即脱离（教会）关系，任我国人独办之”，脱离教会，建立中国独立之西医事业是颜福庆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1927年，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不愿仰人鼻息，决心独立自主，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他会同乐文照、高镜朗等进行筹划，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1935年，他在中华医学会大会发言：“我们越早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医学院，我们就能越快地清除现在中国现代医学被唤作是‘西医’的耻辱。”他以为消除耻辱的办法就是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掌握医学教育的话语权，培养本土现代医学生。终于在1927年9月创建了“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前身），在吴淞原“政治大学”旧址开学。医学院的校训是“医学为人群服务”，但它并不是只停留在文字上的标语，颜福庆告诫医学生毕业后不要去私立医院工作，应当去公立医院为低收入的平民病人服务。并鼓励学生去农村开展公共卫生保健工作以缓解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建院初期，师资奇缺，学生也不多，颜福庆却创建了国内第一所乡村卫生公所，要求学生必须去农村卫生所实习，开展农村公共卫生教育，并形成规章制度。他甚至将优秀学生直接送到农村进行培训，以达到医学服务社会和大众之目标。苏德隆是“文革”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副院长、颜福庆的学生，做学生时他的兴趣在临床医学，但颜福庆硬是将他送到了上海县颛桥乡去办农村卫生所，从事农村卫生保健工作和传染病研究，苏德隆日后成为享誉世界医学界的血吸虫病和流行病专家，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却是与颜福庆坚持农村卫生实习的努力分不开的。

　　颜福庆一生为了中国医学现代化。为此，他化了近十年的时间酝酿创建以医院、医学院和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三位一体的“医事中心”，以现代医学教育的代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模式。颜福庆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募捐筹建医院和学院的资金，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著名企业到沪上富首都在他的计划之中。1933年，旅沪的宁波富商叶子衡捐出江湾叶家花园，兴建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颜福庆兼任首任院长。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于1931年7月23日去世，社会各界送来巨额丧仪，颜福庆居然有本事说服三姐妹赠予建造中山医院，“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1937年4月1日，国立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新大楼在上海西南区落成，这是两所风格型制完全一致的姐妹楼，汉白玉栏杆、红柱、金黄色琉璃瓦歇顶，屋脊兽吻，檐下架上彩绘画案，浓彩重墨尽显中国皇家宫殿之气派，但建筑内结构安排和实验室功能规划，却是按西方建筑的标准设计建造，以符合现代医学教育与研究所需。那天，颜福庆骄傲地宣布“上海医事中心”正式成立。

　　1937年在枫林路建起了新校舍。当年4月，举行了“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中国麻疯病学会第三届大会，及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也同时在“上医”举行，真可谓盛况空前。当时他的学生龙伯坚教授曾赋诗作贺并颂其为医学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与光辉业绩：“记从创业艰难日，辛苦于今已十年。添立门墙高万仞，笑看桃李列三千。树人树木风弥远，良相良医事倘全。湘沪平生心血在，尽教华发欲盈颠。”《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大陆报》评价：“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由黄炎培词、徐希一曲的上海医科大学校歌（作于1936年），倒是充分反映了颜福庆的人生追求：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们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日新兮病亦日进。噫！其何以完成医家责任？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勗哉诸君，功何有？利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1938年，颜福庆被调至武汉，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次年辞职回到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医学院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任副主任委员。1951年，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1952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期间，颜福庆和学校的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很大的成绩。

　　他是第一、二、三届任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上海分社委副主委，是一位知名爱国人士，是中共的老朋友。抗美援朝期间，不顾高龄，曾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伤员。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积极广泛地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医疗手术队奔赴前线。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各自组织了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还联合组织了一个防疫检验队参加反细菌战，参加的人员共200余人。颜福庆当时虽已70高龄，但仍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他怀念台湾故旧，多次撰文对台宣传，促进祖国统一。

　　1970年11月29日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