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事业建功立业的“颜氏三杰”(5)

　　1912年，担任湖南省主席兼都督的谭延闿先生一家，是一直坚信中医中药治病的湖南旺族。这年，谭延闿本人不幸患上了来势凶猛持续高烧的疾病。病后，一直延请城内各大名老中医诊治，但高烧总是降不下来。直到高热后期，其家人认为中医疗效不佳，受朋友指点，延请当时在雅礼医院供职的颜福庆医生上门治疗。颜医生在问清病史，了解病程的情况下，诊断为大叶性肺炎，随即施药，对症治疗，高烧即退，患者康复。谭府上下十分高兴。这样身为督军的谭延闿本人成了他家历史第一位用西医西药治病、疗效神奇的成员。于是，谭本人在对颜医生万分感谢之余，也对现代医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成了雅礼医院颜、胡两位医生的好朋友。颜医生这一成功的治疗范例，为雅礼协会后来与湖南地方政府谋求合作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架起了有可能进一步合作的桥梁。

　　《道一风同》的第21章，胡美在谈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批学生来源时介绍：“姓汤的学生（这里指后来世界著名的微生物学、病毒学家汤飞凡教授，笔者注）是从长沙以东不远的醴陵来的。出于学生的好奇心，他常去参观萍乡煤矿，看人们从大矿中运煤出来。一天，他在煤矿上遇见两名中国客人。他向他们鞠了一躬，鼓起勇气问他们那闪亮的木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客人告诉他说是一架显微镜。他们是来给下班的矿工检查钩虫的。汤姓学生马上感到很新奇，问他们可否让他看他们的工作。客人们建议说：‘来给我们帮忙吧！’两位客人告诉他怎样使用显微镜，怎样用显微镜在标本上找钩虫卵。当他在没有客人的帮助下自己在一张切片上找到钩虫卵时，他高兴极了。那一天这个姓汤的孩子就决定做名医生。他发誓：他不仅要做一位治病的医生，而且要研究致病的原因。他向那位年纪较大的中国先生颜医生问道：要怎样才能研究医学科学。他回答颜医生说，他一定要进入（湘雅）第一班学习。”从胡博士关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班学员来源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该校未建之前，颜福庆博士就已为江西萍乡煤矿的工人开始了钩虫病的普查工作。

　　颜福庆设计的独立之医学，就是中国人拥有医学科学传播自主权和主动权，就是要掌握话语权，建立中国人自主的医学教育、医学临床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但独立不是孤立，不是拒绝，支撑颜福庆独立医学体系的是合作精神，兼收并蓄各国各学派的医学成就和经验。1914年，在颜福庆和伍连德的倡议下，以促进中国西医医生的团结和友谊为首要宗旨的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在上海成立，由中国医生承担起医学科学传播的责任，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

　　中华医学会成立是中国西医医生独立的标志，作为首任会长的颜福庆在创始之初就为医学会定下了合作的基调，第一、邀请外国人来做会员，第二、寻求在曰本的中国留学生做会员；既定的医学会发展目标需要与中国现有的中外医疗力量协调合作完成而实现。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和青年会合作组织公共卫生联合会，开展全民公共卫生宣传与普及、预防接种工作。中国医学术语中很多名词来源于日文，而中国医学名词标准化和统一的工作却一直是在由中国欧美留学生和教会学生为主的中华医学会主持下进行的，从颜福庆一贯的合作与协调思路出发来看这个结果就不难理解了。

　　1918年和1920年，颜福庆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关于钩虫病防治及流行的论文。在行医过程中深感个体医疗方式对处于贫病交加的广大劳苦大众来说有如杯水车薪，必须着眼整个社会，采取措施，进行疾病预防。于是，他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遂再次赴美读攻预防医学，并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学证书（C.P.H）。回国后，他升任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院长，兼教公共卫生学，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学校素来治学严谨，造就了汤飞凡、张孝骞、谢少文、李振翩、鞠躬、刘耕陶、刘德培、姚开泰、夏家辉等一大批海内外有影响的医学专家，“南湘雅”之美誉闻名遐迩。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汤飞凡和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

　　张孝骞作为1921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第一期毕业生，他的一生印证了湘雅医学教育的不菲成就。1921年，美国教育视察团来该校进行调查，确认湘雅为中国医学院校程度最高者之一。美国康州政府批准授予湘雅的毕业生以医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张孝骞的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双获第一，第一个登台接受了美国雅礼会授予的博士学位证书。毕业后，张孝骞留校担任内科助教并兼任湘雅医院内科住院医师和外科住院医师。1938年在张孝骞的率领下，湘雅医务人员先后迁涉贵阳、重庆、沅陵，辗转全国各地，弦歌未断，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医务人员陆续返回长沙。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医院重建，床位数增至250张。湘雅在张孝谦时代，医生的病历做得不好，第二年就有解聘的危险；今时今日，一名年轻医生因在门诊时嚼槟榔被重罚2000元，有了“最贵的一口槟榔”之警示。

　　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慕名考入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1929年春，汤飞凡婉拒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硕果累累。

　　1926年7月，因北伐军攻打盘踞在湘鄂豫冀的孙传芳部，平静的湘雅校园处于战时环境。受北伐战争冲击，颜福庆离开湘雅医科大学。1927年1月1日，医院宣布停办，中美教授全部离开了湖南，因此颜福庆博士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以至后来的湘雅医科大学任校长的时间是1914～1927年1月。1946年湘雅医学院重建教学楼，命名为“福庆楼”，以纪念颜福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