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楼老人”刘廷琛(4)

　　1917年7月1日复辟时，张勋率领进宫敦请溥仪复位的成员中，就有自青岛前去的刘廷琛、章梫、商衍瀛和陈诒重等人。最终，仅有十二天的复辟失败了。1918年陈追忆说：“冯德麟所部万人，已亲率入关，既而悉遣归。叛帅（指段祺瑞）称兵，绍公遂以孤军败。初黎元洪之罢段祺瑞也，北将张怀芝、倪嗣冲、赵倜、王占元、李厚基同时至徐州，以复辟为名说韶公将兵入京，而推为盟主。诏令既下，皆不应。曹锟于保定悬龙旗且三日，忽复拔之。反复若此，其志盖在争功也。”又如云：“卒以彼众我寡，援军勿集，为彼所敝。京奉路电既梗，绍公欲北走蒙古，广招募，图再举。而京张铁路亦为田中玉所断，遂致困。”当时张勋的困境可见。还谈到失败后的惨状。张勋、康有为、沈增植等躲入外国使馆，张镇芳、雷震春两人被俘，还有刘廷琛等化装遥道潜逃离京。陈诒重亦不好过。陶菊隐《近代轶闻，失败之一刹那》云：“湘人陈毅系中兴名将陈湜之孙，清末官邮传部参议，年事甚少，复辟之役夤缘为邮传部侍郎，亦二三等要角也。事败乘车逃津，经黄村站为逻者所得，不忍其觳觫，乃百端揶揄之，令具甘结一纸，盖一摹印，上书‘具结人陈毅，因参预复辟被捕，蒙恩不究既往，愿具切结，从此永不参预复辟，如违甘领重究’等语。具结毕，令理发匠剃辫，众兵拍手欢笑纵之去。且有人赠以联曰：‘不死万事足，无辫一身轻。’”在张勋死后，陈诒重不仅为其送挽联，并为其撰《神道碑》。丁巳复辟失败后，于1928年，陈诒重曾参预修复清东陵一事，作《东陵记事诗》一百一十一韵，长达万余言。后居天津英租界墙子河边耀华里。有陈曾寿于1937年为丁巳复辟二十周年祭，曾作诗并自注言到：“丁巳复辟共事已逝者”列名有十三人中，就有陈诒重和刘廷琛两人。

　　此外，在陈诒重记述中，还有一重要资料，那就是有关日本人对复辟的干预。在1915年写《理青岛归橐得庚戌花翎貂褂小像感题》自注记述1914年日本侵略军攫取青岛后的情景：“余以壬子（1912）侨青岛；癸丑（1913）十一月，归省；甲寅（1914）二月，还抵上海，旬日，闻父丧折归。寻德、俄构衅，日本乘而谋岛。六月，长儿荦将余妾及女南渡仅得出，而航道断，余不知也，葬毕闻警，遂行。七月初，相遇上海。而书物悉未出，乃令眷属归，九月中，独赴济南。以未解严，不得东。有友为介于领事船津辰一郎，又因商人藏田信吉识其兵官贵志彌次郎，仍无济。船津，故使馆参赞，颇知余与于恭邸之议者也。既而宋芸子观察育仁于京师昌言复辟，被捕；以劳韧叟有君主民主平议，兼捕之。贵志译员名横井春生者，乘夜惶遽告余曰：‘公等事败矣，盍避诸兵舍。’余婉谢焉。时十月丁未朔（11月17日）也。旋船津赠余护照，火车达青州，因与刘潜楼师、商云汀（衍瀛字）侍读同赴城阳，得其兵站劵，乃入岛。……时警备严，街市寂廖，行道几绝。路傍有坠弹高三尺，无敢拾者。余怀劵得纵览。……其司令神尾光辰喜华人之渐集，皆优遇，独于赵总督尔巽之屋税苛敛之，而兵据杨度宅，且逐其子，盖别有故也。余止潜楼师许，见军官来谒以礼，而其兵卫护恭邸尤敬。”足见溥伟等人在青岛与日方勾结的事实，以及日人对他们这些人笼络利用情形。陈于1916年曾写别叶泰椿诗自注云：“时，英、法与德相持急，日本乘此欲攘取中国。其中将青木宣纯与唐绍仪等会于上海，赞成中国民主制；而川岛浪速乃为肃亲王善蓍练兵大连岛，又假款以济蒙古公爵八宝札布，期举兵图复辟。吉甫（升允字）总督顾深倚之。其实皆日人狡谋，非真有爱于我也。”同时又作《胶济道中》七绝其二云：“古邑犹存即墨名，不须东向哭田横。五千夜起衔枚士，曾复临淄七十城”自注云：“青岛阴岛、大小豹岛，皆即墨县地，田横岛在县东北栲栳岛口外。川岛浪速练兵四百于大连岛，多罗特公（即升允）尝往阅之，以事秘，于夜半点名，而部勒甚严整。公欲假地张作霖，资以起事。其策未为误也。然张素疑日人，日人亦忌张。公既与张非素交，又不能舍日人之助，是非倾诚张氏与同谋操纵日人不可。顾公偏信日人过甚，不能听毅。毅窃虑其主客相猜，为必败之道，然无术挽之也。期时，张氏实欲通款于公，苟善迎其机而导之，即假川岛所练兵以为基，未始非纶邑之一旅也。”1918年在答章梫诗自注中又叙：“是年（1916）夏，道青岛赴奉天，游说张作霖。作霖韪起谋，优礼之。其时，吉甫（升允号）总督在岛中，用日将川岛浪速练兵数百于大连，北与蒙古八宝札布结。而建旗无地，欲自托于作霖，即一山为介绍者也。先是，潜楼以吉公意招于入岛，余适以其时至。而吉公策以川岛所练兵入奉，欲先亲莅大连，要余偕。既一山允从之行，余则度吉公倚日将而疑作霖，作霖亦疑于日人主客相猜，事必无济，因不往。”这些出自局中人的笔下的一再复述，透露了日本军人正在助善耆、升允来实现复辟的阴谋，但对这些日人，连陈氏也不能无所怀疑。而升允与善耆本来就一直受日人豢养，是不惜卖身投靠的。后来，善耆的女儿金璧辉最了卖国的女间谍，就是臭名远扬的川岛芳子。

　　陈还追述云：“日本有司令石光真臣驻天津，其翻译曰中岛比多吉。朱经田（朱家宝字）尚书（复辟时授民政部尚书）故与石光交欢，以台湾人谢介石为通译。石光，亦以复辟为说者也。顾皆与使臣林权助所持不尽同。盖彼国陆军与外交家故异趋也。初，朱尚书以生日避居北戴河，一日，石光诣之，谓世凯四而徐州兵力厚，当能领袖北洋，乞为介见于绍公。既见而服绍公之忠诚，遂驰报其内阁。而林权助在京久，以密约之故得交祺瑞。其报内阁，则谓北洋领袖非祺瑞莫属。时彼总理为寺内正毅，以两报歧出，疑焉，令其参谋次长中将田中义一经青岛赴徐州视察之。”足见日本政府对复辟一事是关切的。陈于1917年丁巳复辟前夕作《送日本文学士田信夫归国，闰二月在徐州作》一首七律。并注云：“田信夫者，日本学士也，以复辟说绍公而礼之。”后来，田信夫还写了一本记述复辟经过的书。陈进一步述：“三月（公历四五月间），田中至自青岛，见绍公如石光所言，乃北入京，召林权助及青木宣纯等会议对华之策。林权助言：‘复辟虽可，然非张勋一人所能举，必得徐世昌、段祺瑞同意，乃能有成。’于是，田中访徐、段于天津。太傅语意既模棱；祺瑞则曰：‘有我在，苟复辟事起，我必击之。’田中意犹豫，而徐州军已出，乃令中岛迎阻，约缓举。既而，绍公独入，国会解散，各省取进止。林权助见绍公势重，欲护前言之失，请亲说徐、段赞助，以自圆其说，属田信夫因公雨达绍公。绍公许之。乃彼报未至而我事已举。林权助疑为卖己，遂一意附祺瑞。先是，朱尚书令谢介石来徐州，司交涉。介石固自少与日人习，然轻脱无佳誉，不为所重。而陆宗舆者，故留学于日而素豢于太傅，方潜为祺瑞助。迨持既亟，日人不我应，且助为炮攻焉，”这说明日人希望将张勋、徐世昌、段祺瑞拴在一根绳上，牵在他们的手中。最终是看谁能推行亲日卖国的政策，便取支持与否。段祺瑞的上台，果然是亲日卖国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