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评传（1）(9)

　　这年冬季，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总部会议，商讨委派各省分会会长回国组织机构事宜。湖北省区开始推选的是时功玖，不料时功玖却不肯回国。于是再推选张昉，张昉居然也不肯回国。无奈之下，第三次则推选了陈镇藩，然而，陈镇藩竟然也不肯回国！这时，余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拍案而起，愤慨地说：“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于是总部的同志们一致决定，委派余诚回国。

　　余诚接受了任务以后，非常兴奋，当天就写出了数千言的《告同乡父老书》，孙中山先生看了以后大为赞赏，并且非常高兴地和余诚等人合影留念。照片中，孙中山先生在前排独自就坐，后排五人站立，余诚居中。这照片由余诚的嗣子孙珍藏了四十多年，不料在1951年，竟被人以“公家”的名义拿去了。痛心！

　　余诚的嗣孙余品安先生（1927—1997）曾写信给余佩鸿，专门提到此事：“六叔大人：……孙〔中山〕先生曾与简公（佩鸿案：即余诚）等五人合影：孙先生于前排独自就坐，第二排五人站立，简公居中。此照原存于影集中，我看过多次，我少时学友亦有两人见过，不幸一并遗失。”又写道：“简公遗物遗著，除我于一九四五年赴金寨上学时，开始保存两件而外，其余过去保存下来的，……也荡然无存。……有的遗物如‘影集’等很精致，里面每张相片，我都看过多次，也能记住其中的大部分，如：有与孙中山先生的合影，有秋瑾的单人半身和全身照片各一张等。”

　　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亦称《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这是日本政府应满清政府的要求为镇压中国留学生从事革命活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这个《规则》的发布，既有损我国国格，也企图侮辱我留学生的人格，遭到了全体中国留日学生的坚决反对。

　　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余诚、田梓琴、黄兴、宋教仁、胡瑛、陈天华、王博沙、余祖言等人发动东京八千五百余学生，于十二月四日举行总罢课进行抗议。但这一正义的行动却遭到了日本反动报刊的诋毁。陈天华先生对此极度愤怒，十二月八日，留下万余言的《绝命书》，勉励留日同学“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然后投海自尽，以示抗争！

　　而余诚与陈天华最为友善，正如熊十力所说：“天华者，仲勉石交也。”（熊十力：《日知会刘王余何朱诸传·余仲勉》）“石交”者，交谊坚如金石之友也。余诚痛失了这样的战友，悲愤无比，也要自尽以殉战友之情，并欲扩大陈天华事件的影响。

　　余祖言得知后，急邀余诚长谈：陈君“其志可嘉，其情可敬，其勇可取，可谓仁成义尽。然既有其一，则万不可有其二。”我们生者应“去懦夫之情，振一往之气，怀必死之心，团结奋斗，其事业终必有成。”进而劝诫他：“临事应沉勇深谋，切戒心情急躁。”经过余祖言的劝导，余诚最后终于放弃了自尽的念头。而黄兴、宋教仁、田梓琴、刘揆一、王博沙诸先生也深服其说，此后湖北湖南两省的同志愈见团结。

　　辛亥革命先驱、余诚的战友张难先先生后来在《余诚传》中说余诚“友善陈星台、王博沙，陈氏以忧愤蹈大森海死，诚几殉焉。”说的就是这件事。

五  余诚和日知会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农历乙巳年腊月初一），余诚和王博沙、秋瑾等志士自日本横滨启程回国。此时距陈天华蹈海仅十八天，故他们除秘密携带了《民报》、《告同乡父老书》等之外，还特地带回了陈天华先生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名文章。

　　余诚一行於一九〇六年一月五日“十一时抵上海”，在上海活动了九天。这九天里，余诚真可谓是马不停蹄、兵不卸甲，天天都在忙着工作。他先后会晤了蔡元培（孑民）、于右任、姚剑生、吴仲祁等先生（其他尚有刘、谭、黄、裴等诸君，未具其名），并于一月九日在派克路“总事务所开会，组织总会机关”，以便统一全国的行动。当晚又到蔡元培先生处，“与刘、黄、裴、姚诸君商议一切。黄君赠言云：‘事业愈高一层，议论愈低一层。’”（余诚《丙午日记》，下同）这位黄先生的赠言正合余诚的心意，因为这话确实切中了当时某些同志议论太高于了实践的弊病，所以余诚不仅将这句话记在日记里，而且还特意加了着重号。

　　一月十九日，余诚“朝六时”在汉口“登岸”，回到了武汉。

　　日本学者川村规夫指出，“东京总部派余诚为会长回省赴任。可以说，‘湖北分会’的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日知会的革命活动》）

　　余诚回到湖北后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了“武昌日知会”这块牌子，迅速开辟同盟会湖北分会的工作。

　　张难先先生回忆，余诚以日知会为“根据地”，首先就发展刘静庵、冯特民加入同盟会，然后“（余）诚尽力向军、学界阐扬本党主义，均为感动”。由于余诚和刘静庵相互间极其信任，又配合密切，于是革命党人对他们的“好感日增，凡日知会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者多”，“湖北党务，得余、刘和衷共济，加之党人多自田间来，喜与总部通。其进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至五月，法人欧几罗奉总理命，来鄂视察，亦惊叹不已，可谓湖北党务之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