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评传（1）(11)

　　当时余诚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是文华大学教授、武昌翻译学校校长，所以，他在湖北教育界精心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展工作，不仅直接吸收教育界的同志加入同盟会，并且发动湖北教育界有影响的人士王季薌〔葆心〕等先生筹组“湖北教育会”，团结组织教育界同志从事革命工作。这在余诚的《丙午日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王季薌来访，我适他出，未遇，为教育会事也。”并且，第二天余诚就“发信至东京，为组织湖北教育会也。”依据合理的推测，余诚在发信之前应该是回访过王季薌先生，专门就组织湖北教育会的有关事宜听取了王的意见并进行过研讨。

　　由此一事，我们即可窥见余诚与东京总部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及时和紧密。

　　我们似可将“湖北教育会”看作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一个“二级机构”、或者至少是“外围机构”。通过湖北教育会，同盟会（湖北分会）成员得以方便地深入到每个有关系的学堂，充分发动进步学生，广泛宣传革命。于是，很多州县的学生便积极回乡从事革命工作，尤其是“黄州府”的学生，更是踊跃！他们学着余诚和刘静庵在武汉的搞法，结合家乡的情况，也纷纷成立了各种名称的革命组织，还开办了小型学校、讲习班和阅览室等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过，也有一时还办得不怎么好的，譬如，余诚到黄冈县团风镇去联访志士邹翼之等人时，见“邹、夏诸君办有阅报处，然阅者甚少，可叹！”）。

　　余诚等人还联络鄂南、赣北九江等地的“哥老会”、“三合会”等民间组织，广泛团结反清力量，共举大业。武昌日知会又在宜昌、荆沙等地设立联络点，还开办了“东游预备科”和“江汉中学”。“东游预备科与江汉中学是以同盟会为依托的机关。它的任务是短期培训那些准备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散布书刊、宣传革命。以同盟会会员余诚为中心人物，此外还有李长龄、李亚东等参与其事”（《日知会的革命活动》）。余诚非常注意改革课程和教学方法，《余诚传》中说他“热心教育，凡课程教务，唯力是视。”他还在文华大学讲授自己翻译的新教材及其原著。

　　特别是，根据余诚《丙午日记》所记，原被查封的“科学补习所”，竟然于1906年6月5日重新开学上课了。革命党人的勇气和毅力可见一斑。（现今所残存的余诚《丙午日记》，所记虽然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但内容丰富，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日知会不仅在学界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很快就向军界发展。一个“文的”，革命宣传，教育群众；一个“武的”，向军队渗透，掌握武装。这就是余诚和很多革命党人心里非常清楚的两大方面，因之格外倾注精力，积极而周密地开展工作。辛亥革命志士梁维亚先生回忆道：“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我就到第八镇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因军队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对我思想有所启发。那时同乡余诚从日本回来，成立湖北同盟会，我即由他介绍作同盟会会员”。

　　辛亥革命志士杨玉如先生写道：“适同盟会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是年春到武昌，倚日知会进行党务，不以同盟会相号召，内外联系，声势更张。（余）诚与静庵极相得。于是设东游预备科、江汉公学，增置号召机关。”并由会员在外创办了很多社团，“皆与日知会相呼应。先是湖北军界仅有少数志士入伍，与学界不相结合，自各社成立后，情谊始得沟通。于是吾鄂莘莘学子，桓桓武士，皆充满革命朝气矣！”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靠着了这军、学两大方面军，靠着了无数的“莘莘学子”和“桓桓武士”，革命才取得了成功。

　　通过数月活动，余诚和他的战友们使湖北的革命运动，能与湖南同步发展，也更引起了东京总部的关注，拟将两湖地区作为首先发难的地区，特派胡瑛等先生来鄂，加强准备。又因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与感召下，法国新内阁表示支持中国革命，乃决定派员来鄂考察长江中游革命力量发展情况，余诚《丙午日记》记曰：“初八日（6月29日） 欧君极乐由燕来鄂。庆武所绍介也。”“庆武”者，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黄兴先生也。

　　同盟会湖北分会于初十（7月1日）在机关所在地圣公会举行欢迎仪式，“开会欢迎欧君”（《丙午日记》）。刘静庵先生主持会务，余诚致欢迎词，欧、刘相继演说。与会者均大为感动。

　　据余诚之孙余品安说，在欧吉罗来武汉考察后，秋瑾女士也来过武汉。

　　关于此事，不见其他史料记载，故使笔者困惑至今。这一说法，余品安多次向笔者讲述过，并且至少有三次（1980年、1981年、1986年）写信给笔者的父亲佩鸿先生，说明此事。现照录其中一封如下：

　　六叔大人：……

　　1906年阴历5月8日，日知会欢迎欧吉罗先生，这标志着长江中游革命势力的新发展，则秋瑾考察湖北当在欧先生之后、日知会被封之前，即同年夏天或秋天。那么，何以断定秋瑾去过武汉？这是石磴坳述斋六姑爹于1946年在希俊二伯行里直接跟我说的，他当时就是亲眼目击者之一。他向我说那番话时，时间已过四十年了，还表现出对秋瑾烈士钦佩的神情。祖父当年去黄石（品绶案：这里的“黄石”不是武汉以东、长江南岸的黄石港。而是麻城县东部的一个村庄，一般写作“黄市”或“黄市坳”）作客，主要是到他家。剑书姑爷当年拜我祖父为“干爷”，两家关系密切，所以秋瑾烈士那次与祖父同行，给六姑爹的印象尤其深刻。 据此，秋瑾烈士1906年到武昌来，到祖父的临时寓所作客，则是可以断定的。那时，我祖母也住在那里。原来，我在家里也看到过这位烈士的照片，。至于相片是在东京赠送的，或是到武汉来赠送的，就不能断定了。

　　……                               侄品安 198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