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4)

   3．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伦理思想，主张家庭革命、女权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由儒家思想指引下长期形成的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思想，是封建社会秩序赖以稳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和精神支柱。被封建统治者定为美德良俗的许多道德规范，往往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着的封建暴政。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以族权、族长为核心，以祠堂、家族、族田为特征的封建家族制度已习以为常，对于一系列的封建道德规范，不但不能逾越，而且成为检验人们品德高下，正邪善恶的尺度。直到戊戌维新以前，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提出怀疑和反对。甲午战后，情况骤变，维新派在活动中深感不冲破旧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新学”就难以立足，于是他们中的激进人物，如谭嗣同就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呐喊。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深深感到要动员人们起来参加革命，就必须使人们从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伦理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于是他们用大量的事实，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伦理思想的危害性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空前激烈的批判。其揭发与批判的主要内容，一是揭示和批判封建家族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牢固的社会基础。他们指出，中国社会的构成是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一个家族组织构成封建社会一个基本细胞。家族内部，家长、族长、家督的权力，完全同专制君主一样。他们说：“今日吾中国普通社会家督，其权力实为第二君主。”又说：“试观今日之家长之威严，直有第二君主之权力。”这种第二君主的权力，即我们所说的族权。这种族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支持封建统治的。在政治上，灌输实践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纲常，在精神上束缚族众，消除他们一切反抗的念头，从意识形态上巩固专制统治。在经上，劝谕族众纳赋税．服徭役，从经济上支持专制统治。假如旗众中出现有革新叛逆思想的人，族长和其他家族势力，就会立即“操大杖以施其后”，将其置于死地，从而起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二是批判封建家族制度，把人们培养成只顾个人和家族利益，追求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做封建家族的孝子贤孙。他们揭露在封建家族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大多是一些无思想，无才能，蝇营狗苟的庸人，是一些。无脑、无血、无灵魂”，仅剩下一副躯壳的奴才，以致当时社会上，“奴隶宗旨，牛马人格之谬种日以蕃。”三是批判封建家族制度下的家庭，把人们禁锢在家庭小圈子里，使“民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使其成员脱离社会，脱离政治，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毫无爱国思想。这样，就导致了在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形势下，全国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四是批判在封建家族制度下，广大妇女在族权、父权和夫权的压迫下，“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为奴为隶，为牛为马”。又由于传统的恶习，强迫妇女缠足，而缠足的妇女，人人病足，所生的儿女体质欠壮，因此，弱种流传，危害无穷。还由于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难以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必然造成下一代的愚昧无知。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封建的家族制度造成的。总之，他们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是剥夺人权，压制民主，禁锢知识，制造愚昧，是夫权、父权、君权的根源。

    针对家族制度的祸害，革命党人提出了家族革命和家庭革命的口号。他们说：“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以其家族之有专制也。”但要革家族之命，势必首先要进行家庭革命，所以，他们又说：“革命，革命！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中国今日家庭不可不革命！“家庭革命者何也？”他们回答说：这是因为要“脱家族之羁轭而为政治上之活动是也，割家族之恋爱而求政治上（之）快乐是也，抉家族之封茚而开政治上之牺牲是也，去家族之奴隶而为政治上法人是也，铲家族之恶果而收政治上之荣誉是也。”这里所说的家庭革命的六个目的，都是针对家族制度对每个家庭成员在政治上所造成种种束缚提出来的。这说明要破除封建家族制度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必须从具体家庭的家庭革命开始。而封建家庭中最无权利，受害最深的首先是妇女，所以他们又提出“女权革命”的口号。

    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大鸣不平，主张“女权解放”，呼吁解放妇女的声音是非常突出的。从1902年到1912年10年间出版的女子刊物就有38种之多。不仅许多女革命党人如秋瑾等参加妇女解放的宣传活动，一些革命党人亦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如蔡元培首创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为女学生讲革命史，动员她们用暗杀的手段去参加革命。金一，即金天翮，参加中国教育会后，痛女界的被高压，于1903年编著《女界钟》一书，歌颂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并说：“吾愿贡文明之花圈，张独立自由平等三色之徽帜，以祝我中国女权之万岁也。”因此，被当时人称之为“女界的卢骚”。柳亚子在为金一《女界钟》所写的一篇《后序》中则极为激烈地说：“中国女权之萌芽，其摧折践踏也久矣。强权暴肆，公理沦亡，谬种流传，暗无天日”，“复鼓吹种种不平之学说”，“束缚禁制于灵魂之界，使不得逞，日扶阳抑阴也，日夫为妻纲也，日三从七出也，日无才是德也。吾闻其言，未尝不怒发冲冠至于千丈也。恨吾生于千载以后，不能举千载以前造言作俑之人执而杀之，传其首于五大洲，以正文明公敌之罪也。丁我初在《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中，则认为“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纪。’还说，“论国家革命之先后，并无秩序之可言，论男女革命之重轻，则女子实急于男子万倍”。蒋竹庄则认为“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宣传的家庭革

命，女权革命，其中包括着婚姻革命，即革除封建婚姻制度的种种弊端，破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等恶习和陈规陋习，提倡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建立夫妻关系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对此，蔡元培还以身作则。蔡的夫人死于1901年以前，媒人争相来替他介绍对象，他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反而自动向媒人提出男女婚姻绝对平等的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人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不相合，可离婚。媒人以后面两条为可骇。有的研究者称赞蔡元培的这种“彻底反对封建礼教的片面虐待妇女，真是开风气之先的头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