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2)

   邹容的《革命军》，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用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对革命事业的神圣伟大，进行了激动人心的赞美。邹容的《革命军》是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结合着的。他说：“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不平等之人，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之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日君、日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结论则是：“今天之革命，就是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他揭露清朝政府已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事实，提出了“欲御外侮，先清内患”的口号，即先反清革命，再扫荡“外来之恶魔”即帝国主义。《革命军>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仅是邹容一个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群体进步思想的集中表现。

    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是从正面阐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那末，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则是从批判保皇主义的论战中，论述了革命实践的巨大意义。康有为于1902年抛出了《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宣传保皇主义，散布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的观点。针对康有为的观点，章太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康有为用革命将招致流血牺牲，来吓唬人们不要参加革命，章太炎则从历史上论证，在专制政体下，人们要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流血牺牲是难以避免的。康有为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论证：正是革命的实践，才是提高人民觉悟的有效途径。康有为社会紊乱，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他说：“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1日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是尧舜以来未有的“圣明之主”，要人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章太炎则揭破这种伪造的神话，打倒这尊偶像。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臣民万万说不得的。章太炎偏偏选准这个目标，直斥光绪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声震远近。顽固派为之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则为之扬眉吐气。它在当时所起的那种思想解放作用，今天我们已很难体会到了。

    破除君主的偶像，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东西不可以怀疑打破？人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是不会再退回去的。辛亥革命后不过八年，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2．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代表孔学与儒家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运用从西方学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套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鼓动时，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却是紧紧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的传统思想，专制和愚昧到处都是。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不对封建的传统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这种情况，几乎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1900年秋后出版的《中国旬报>发表的《论民权》一文中，就指出欲救中国于危亡，使中国“适乎世界潮流”，就必须“冲两千年之罗网，解两千年之束缚”、像欧、美那样，“以民权为宗旨”，“流血”力争。1901年5月出版的《国民报>第2期上刊载《说国民》-文中也指出：国民要摆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1902年秋由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则把矛头指向指导中国学术、思想、教化的儒学，说“中国之所谓儒者，并非孔孟，乃人君假之以为奴隶之介绍者。故惟不儒然后可以办事，儒则熏心于奴隶。”“是除孔、孟之外，凡所谓儒者皆奴隶之学也。”尽管把孔孟除外，但对儒学的抨击是一针见血的。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儒者立说”，“剥夺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蟊贼。”

    在国内，由留日归国学生戢元丞等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杂志则猛烈抨击三纲

“为礼俗之虚”，是统治者“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培养奴性的工具。”

    由上述可以看出，从二十世纪一开头，纷纷办起各个革命刊物，在把主要的精力宣传反满革命的同时，对封建的传统思想也展开了批判，有的则表现得十分激烈。例如，由原《苏报》主笔章士钊同陈独秀、张继、林懈、谢无量、刘师培、柳亚子、苏曼殊、高旭等人在1903年创办的《国民日日报》中，批判传统思想，反对专制和愚昧的言论已占据突出的地位，并相当激烈。他们发表了《说君》、《革天》、《箴奴隶》、《道统辨》等一系列文章。在《箴奴隶》中，作者尖锐地指出，当时的中国人不啻为奴隶，认为这是有深厚的历史、风俗、教育、学派的根源。说中国的历史，“乃独夫民贼普渡世人超入奴隶之宝筏也”：中国的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一酿造奴隶之风俗也”；中国的教育，为“卑污狗贱”，务使人“无一毫之廉耻”，“无一毫之竞争心，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隶之资格”：中国的学派，“孔子称首，孔子且不免微倾于奴隶，他何足言？其他学派，除孟子为孔派之后劲，无不可谓之奴隶学派也。”并指出，儒家已为独夫民贼所收买利用，”于是孔子遂为养育各项奴隶之乳妪。”这样，中国人生下来，就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祗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作者最后说，中国欲逃出灭亡的命运，必须“奋迅激发，誓冲其网罗”，首先改造此三千年养成的奴隶性。

    “道统”是指儒家传道的统绪。唐代韩愈正式提出此说，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一脉相承的传授儒术的正统，自己则隐然以继承孟子自居。道统是君统在学术上的投影，是君主专制的护符，要彻底批判君主专制，就不能不对道统说进行批判。《道统辨>首先探讨了道统说的起源，指出一是由于世儒的标榜，二是由于君主的愚民政策的需要。“彼以尊君抑民为目的，见夫宋儒尊三纲、定名分之说，可以有利于专制也，遂从而表章之。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其有一二智能之士，则坐以非圣无法之名，而加之刑辟。故道统之说，遂深中于人心。”

    《国民日日报》之外，由上海爱国学社的学生于1903年4月出版的《童子世界》，也是当时一个激烈的反传统思想的刊物。该刊所发表的《革命书法古》一文，鼓励人们从奴隶思想中解放出来，公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子：“孔子在周朝的时候是很好，但为今天看起来，也是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教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是很有益于君的。”“那满州人”，“孔子若是与他们无益，他们岂肯这样尊敬他呀？”《童子世界》上的这些反孔言论，其思想解放的程度，可以说，并不亚于“五四”时代。

《国民日日报>于1903年底停刊后，1904年由蔡元培主持出版的《警钟日报》，继续有不少反传统思想的文章发表。例如，该刊在《论孔学与政治无涉> -文中就指出，在历史上儒学屡为统治者所利用：中国自古独尊儒学的结果，有碍学术自由，塞竞争以阻进步之路；特别指出儒学“区等级而别尊卑，薄事功而尚迂阔，重宗法而轻国家”的危害性。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报》与《新民丛报》在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相对说来，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批判则不免有所削弱。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当时的一些刊物中可以看出，这股反对封建专制传统思想文化的潮流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在继续发展着，并且认识在深化。如1906年5月8日在上海出版的《复报》，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出发，就对封建文化的集中代表孔子进行了批判。它指出君权之所以发达，一是“由于圣人教忠之学说”，“圣人倡导君尊臣卑之说，一人为刚，万人为柔，以孔子之圣，而日民可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所谓圣人为君主教揉升术，而君主因而利用之。”二是“由于君主之利用圣人之学说。君主无圣人则压制臣民较难。唯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由是言之，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岂一人之咎哉！”再如，1907年2月由留日女学生会书记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在批判男尊女卑，宣传舅女平等，批判封建道德，宣传妇女解放的吲时，也对孔丘进行批判。如苏州景梅女塾一位年仅14岁署名“竞群”的女学生，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首反孔的诗：“谬哉尼父亦狂颠，漫鼓簧言纵毒传，女子小人终古恨（《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原注），可怜孔母亦含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