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4)
辛亥革命网 2012-06-07 00:00 来源：广州文史 作者：罗翼群 查看：
“中华水利促成社”分子在海外活动相当猖獗，彼等制造谰言，诬蔑中山先生勾结日本以遏制袁世凯，企图将侨胞对袁氏卖国罪行之憎恨，转移于中山先生及中华革命党，用意相当毒辣。其时该社主干人物之一柏文蔚亦来怡保活动，当地华侨与国民党及原同盟会同志曾在“文明俱乐部”（当地常在此招待国内来南洋人物）设宴招待。在席间有人谈及日本所提二十一条款时，柏文蔚竟公然对众人说，不少人怀疑此是孙中山串通日本人向袁世凯捣蛋。我当时即插口质问柏本人是否相信，柏不置可否，但曰“人言可畏”。我愤而与柏拍桌争论。自柏文蔚到怡保后，不久，岑春煊亦来过，当地华侨同志思想更加混乱，对我等所进行之筹款及吸收党员工作，造成极大障碍。未几许崇智及宋振二人亦抵怡保（叶夏声未见到）下榻于区慎刚别墅，但活动结果，未见有何成绩。与此同时，在广东方面搞民军之朱执信、朱卓文、周之贞等亦向南洋同志活动筹款。由于彼此行动不统一，当时颇为中山先生所不满，曾亲函邓泽如嘱予制止（函见《总理全集》及《中山先生致邓泽如手札》，后来印时，以朱已为国捐躯，胡汉民邓泽如等有意为朱讳其事，凡函中提及朱姓名之处均被挖去）。我在怡保曾与许崇智、宋振二人晤见，当时二人甚年青，在资望上尚不能与柏文蔚辈相匹敌，当地华侨同志，亦有此观感。我在去函东京本部时，除详述柏文蔚等活动外，亦曾提到此点，并建议中山先生加派党内资望较高之同志（如陈其美、胡汉民、居正等）二三人前来南洋，以共同扭转当时之困难局面。
是年8月间，我自怡保去星洲，时许崇智已前往荷属，只留宋振一人在星，我遂约其同往东京，报告南洋方面工作情况。
四、东京纪行及香港《现象报》出版
1915年8月间，我偕宋振在去东京途中泊舟香港，我登陆访邓士学（邓仲元之弟，现居香港），知洪兆麟被港政府拘捕下狱状况，我即偕士学前往域多利监狱探视，因此耽误了时间，不及上船。宋振乃将我船上行李携交东京邓仲元处，先妻徐芷龄为之一惊，误以为有意外，时芷龄留日学画，寄居邓仲元家也。我乃改搭下班轮船前往上海转轮赴日，在上海登轮时，遇陈群及萧冠英二人亦上船同行。抵东京时已9月中旬，适逢旧历中秋节。登岸后由萧冠英为我作向导，直往东京“崇雅”见邓仲元于其住所。次日，邓仲元即引我至赤坂区灵南坂町头山满家中晋谒中山先生，戴季陶、胡汉民亦在座。我向中山先生汇报了南洋情况，并建议速派得力主干同志前往，加强本党号召作用，以肃清“中华水利促成社”一派的消极影响。中山先生闻言颔首者再。我报告既毕，在告辞时中山先生嘱我分别去见陈其美、居正、许崇智、廖仲恺等各部长及即时介见头山满。当晚，廖仲恺承中山先生之嘱，在帝国剧场设宴为我洗尘，同席者有陈其美、胡汉民、居正、杨庶堪、戴季陶、许崇智、宋振、邓仲元等。饭后，廖即邀我等在剧场同看意大利歌剧表演。回首前尘，屈计今已五十载，当晚与会诸人，目前唯余我及许崇智二人尚健在耳。
我在东京逗留共二周。眼见中山先生当年领导中华革命党工作，面临黄兴一派分裂活动之威胁，于危疑震撼、艰难困苦中，态度坚决，指挥若定，从容应变，其伟大的革命家风范，感人至深。在生活方面，中山先生作风俭朴，所居书斋及会客室均为日本式，席蒲团坐，室内除图籍外，无其他布置，一若学生宿舍。中山先生在寓时间着和服见客，出门则经常御企领民装（日本谓学生装）或今之“中山装”，极少穿着西服。是时中山先生已决定加强对海外工作，已内定胡汉民、杨庶堪二人前往菲律宾，陈其美、许崇智、邓仲元三人前往英荷属南洋，分别负责筹募革命公债，以充实讨袁军费。我初时奉命先回返香港参与讨龙计划，离东京前廖仲恺奉中山先生命致送川资日币二百元。
10月初，我由东京回香港，先后与邓寄芳、陈云峰、梁楚三（以上三人皆“南社”社友）、邹呼伸（原名虎臣，邹殿邦之叔）、梁早如、梁智亭等取得联络。是时广东讨龙军事实际上已由朱执信领导，朱经常在澳门秘密布置策动军队起义。香港方面同志，鉴于中华革命党并无宣传喉舌，遂计划出版《现象报》，我等一面报告东京方面，一面积极进行筹备出版工作，资金方面由我负责向各方面筹集。该报在香港政府立案获准后于10月中旬创刊，形式为八开册型八版，每日一份，报道国内外时事之外，并有时评及各种小品、小说、诗歌等栏，当时系搭印，每日约销行两三千份。报社工作人员（全属义务职，报馆只供给食宿）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