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6)

　　 我在荷属各埠活动时间约一个月，当时在各埠中华革命党同志大力协助下，劝认所得总数已达三十万元（以后由于原保皇党——其时变为保袁党及“中华水利促成社”分子之破坏，不少已认募者皆不愿缴款，故实际上汇返东京数目不过十万元左右而已）。12月下旬，我由孟加锡回泗水，在报上获悉云南起义消息，遂决定中止荷属其他地区之行，返回星洲，约同邓子瑜、徐统雄、罗立志等去香港参加“讨龙”。

　　 回顾南洋各属筹款，虽有一定成绩，但以当时筹款之潜力来加以衡量，实在不算得好。主要原因，当然与“中华水利促成社”一派人之破坏活动有关，且因康、梁等保皇党（时梁已参加讨袁）在海外尚有不少力量，此时亦起掣肘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搞军事活动，虽有上海方面之陈其美，广东之居正，广东方面之朱执信、邓仲元，先后取得一些小规模之胜利，但影响华侨心理不大。后之，如当时著名之云南起义，虽有国民党人参加，但实际上并非中山先生所领导，县所用旗帜为“护国军”，而非“中华革命军”。因此，在华侨群众中，中华革命军之威望反为“护国军”所掩盖，对筹募公债亦颇有影响。南洋各埠，其中以泗水一地，工作最为困难。由于保皇党及“中华水利促成社”分子把持当地中华商会，对劝募公债诸多阻挠，不仅唆使一部分已认捐者拒不交款，直到讨袁结束后，仍继续对中山先生横加诬蔑，捏造曾由泗水中华商会共给中华革命党捐款二百二十万元，公开致电段祺瑞北洋政府谓款无须偿还，请段政府拒绝中山先生要求政府负责偿还“革命公债”之建议。中山先生于1917年（民国六年）1月30日曾去电泗水中华商会严加驳斥，指出当时全部债款亦不过二百七十八万元，其中泗水方面只有刘亚泗、古宗尧等经手汇来东京共一万八千元，亦非泗水中华商会经手，责令追查虚构诬蔑责任（详见《总理全集》第三集“为二百二十万元汇款事致泗水中华商会电”）。

　　 据中山先生原电曾说明该二百七十余万元借款中，有一百万元系日本商人所借，余一百七十余万元全属于华侨募捐。以我所知，日本商人，系指大创、久原及“三井洋行”等而言，至于华侨捐款部分，南洋方面（包括英荷属南洋，法属安南、暹罗、顷甸、印度）由邓泽如总其成，所得不超过一百万元。南北美洲方面（包括檀香山、菲律宾、夏威夷）由林森、陈耀垣等负责，所得不超过五十万元。

　　 劝募“革命公债”成绩不佳，除上述政治因素外，尚有一层须指正者则为上层华侨（当地富有阶层）除极少数人士外，对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持反对态度，中产阶级则一般徘徊瞻顾，时冷时热。一般热心革命，皆为劳动阶级分子（如矿工、树胶工等），他们虽能力有限，但一经宣传，皆愿倾囊相助，爱国热情，令人感动。在中华革命党海外骨干分子中，以霹雳区慎刚、梁荣南二人出钱最多（每人皆捐十万元以上）。又如安南西贡之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安南堤岸之黄景南皆各出资数万，亦当时所罕见。故中山先生自传中，特表而出之。至于邓泽如本人由于本身资力所限，出钱数目不及区、梁，但其奔走各地，应酬党人，耗费亦甚巨，故中山先生一生，对邓泽如皆畀倚有加，主要亦由于不忘其在中华革命党艰苦奋斗时期对筹款之贡献至巨也。

　　六、1916年随朱执信、邓仲元“讨龙”

　　 1916年（民国五年）1月初旬，我偕邓子瑜、徐统雄、罗立志等十余人由南洋抵香港。时中山先生已将广东方面军事交朱执信，名义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邓仲元则从旁协助朱运动龙部粤籍旧军人。仲元见我等回来，嘱即前往澳门见朱执信。是时朱执信已在澳门秘密设立“讨龙”军事指挥机构，由于避免葡政府及龙探之注意，地点分散，因应环境，常作变动。朱左右高级幕僚文有古应芬，武有李朗如，薛岳、张发奎当时亦在朱幕下，从事机关之什务及炊事工作。是时北洋舰、肇和舰奉袁政府命由沪来粤，驻防黄埔港。前往沪参加抢劫肇和舰之中华革命党同志杨虎、马伯麟、孙祥夫等，因愤于抢舰失败，同志牺牲，遂向陈其美请缨跟踪该舰来粤，伺机进行第二次劫夺起义。陈其美嘉其壮志，曾派邵元冲先行来澳与朱执信联络商定，后又遣杨虎、马伯麟、孙祥夫等到澳门，积极策划劫舰事宜。朱执信对二次劫夺该舰之计划深表赞成，并派陈策率一部分人协助杨等工作。此外并决定以华侨同志十余人组成敢死队参与劫舰行动。我即向朱介绍罗立志、张民达、罗清等南洋华侨同志加入该队。是役发动时间约在1月下旬，当时陈策、杨虎、马伯麟、孙祥夫等率队由澳门搭乘小商轮“永固”号直驶黄埔，当接近肇和舰时，即被发觉喝令停止，不听，该舰即开枪射击。由于当时水流太急，小商轮行动困难，在该舰枪炮威胁下，停轮受检，然后放行，但参加是役同志中途登陆者被长洲台兵击死数人，余皆逃散，劫夺计划又告失败。是时由于云南起义影响，广东各方面“讨龙”活动日益活跃，朱执信亦积极在澳门布置全省各属军事起义。我常奉邓仲元命，来往港澳之间，从事联络工作。旋奉朱执信委我为中华革命军第七路司令，负责潮梅各属军事。此外，奉委为各路司令者，尚有杨学绅、林树巍（两人分任高雷各属）、邓子瑜（负责惠州各属）等，其余广肇南韶各属，闻亦先后委出军事负责人，但已回忆不起（因没有公开宣布）。

　 　我奉委后即回香港在湾仔地区租赁房屋，秘密筹划相机起义。当时预计约需军事活动费三万元（港币），我向邓仲元请示后，邓允先拨一万元，其中五千元为联络费，五千元为购备手枪炸弹之需，仍差二万元一时无法筹措。是时适有同盟会老同志李思辕（五华人，菲律宾党报经理）自菲岛回港，并带有捐款二万元。李获悉我负责潮梅军事，即主动提出请朱执信同志将该项操作款悉数交我应用，但希望给予一军事名义，以便提高其在华侨中的威信，在海外继续进行筹饷。我将李思辕意见向朱执信报告，并建议将第七路司令一职让李担任，我个人改充副职。朱执信初时以李非军人出身，并且无军事经验为虑，后经我说明李只负名义，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朱乃同意分别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