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
辛亥革命网 2012-06-07 00:00 来源：广州文史 作者：罗翼群 查看：
一、前言
1914年7月，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领导讨袁于先，号召护法于后，艰苦奋斗，过程曲折，时逾五载（1919年10月10日始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关于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原因和目的，已分别详述于《二次革命后对国民之宣言》及中山先生致黄兴书及致海外同志各书；陈其美致黄兴书中亦有详述，毋待复叙。兹篇所纪，悉以当时个人活动范围内之亲历见闻为限，在纪事方面，除末章有关锄奸内幕作特写外，余均按年月为序，断于1917年护法运动前夕。《广州文史资料》第四辑所刊拙著《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一稿中一至六节，则可视为本篇之续文也。回首前尘，屈指已阅半个世纪，记忆上之贻误及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甚望亲其役者有所补正。
二、“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员概况及广东之“讨龙”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秋，“二次革命”失败，中山先生即由沪避居日本东京，各地国民党知名人士在袁世凯压迫搜捕下亦纷纷逃亡自保，徐图再举。当时，北方数省人士多托庇于天津租界，长江各省人士多云集上海，两广及云贵人士则投奔港澳。其中一部分主要人员，更远走东京依中山先生，如上海之陈其美、吴跺信、蒋介石、戴季陶，湖北之居正、田桐，湖南之覃振、谭人凤，广州之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仲元，四川之熊克武、谢持、杨庶堪，福建之许崇智（本籍广东），河北之张继是也；或则先后远游欧美或南洋，如黄兴、钮永建（以上美国）、陈炯明、李烈钧（以上欧洲）、林虎、柏文蔚（以上南洋）是也。至于汪精卫，在整个讨袁时期，皆远游欧洲，在民国元年出国前，一方面接受过袁世凯赠送十万元，后途经广州，广东都督胡汉民又曾送其十万元作办杂志经费（胡因此曾受省议会部分议员攻击），汪以后政治态度却甚暧昧，其后亦无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常参与谋议及代表中山先生任对外使命。
广东方面，讨袁既失败，国民党上层人士多数出走或辞职，其未走之陈景华（广东警察厅厅长）、陈仲宾（南韶连军务督办）则于八月中秋夜被龙济光杀戮。我当时在广州任职广东陆军测量局长兼测量学校校长，闻二陈被害之讯，次日即潜离广州，避往香港。其时袁世凯继解散国民党之后，先后终止国会议事及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参与讨袁之役人物，武职旅长以上，文职厅长、省议员以上多被通缉甚至捕杀（其著者江西籍众议员徐秀钧被杀于南昌，广东籍众议员伍汉持被杀于天津，前重庆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亦被杀于天津），我亦在被“明令”褫职通缉之列。
我留居香港数月，鉴于国内革命既挫折，留港同志组织涣散，生活艰难，情绪低落，欲图再举，亦暂无可能，遂自筹资斧，于是年冬十一月离港赴南洋。同行者有测量学校旧同学赖少璧，紫金人，名汉琛，曾任陈炯明都督府侦缉处长，亦同盟会同志也。我等到南洋目的在找陈炯明请示今后在广东如何进行活动，陈炯明时在星加坡（新加坡，下同）。我在星埠与陈晤见。陈态度消极，认为目前国内革命条件不成熟，暂时无可能采取行动，嘱我等休息一个时期再说。当时国民党人张继、李烈钧等亦先后抵星，常与陈炯明相过从，我在陈炯明座中亦曾与张、李二人晤面，彼等在言谈中所表现政治态度与陈炯明如出一辙，盖亦多少受黄兴态度之影响也。
陈炯明态度处处显出对东京中山先生方面颇有隔膜，并谓已决定赴欧洲旅行。我见陈对广东工作无积极指示，遂亦决定筹措旅费，游历英荷属各埠，观看海外同志对革命的情绪如何。在我此次旅行中接触较多之国民党或前同盟会同志计有：
星加坡：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
庇能：陈新政、熊月山、张杜鹃、李怀霜（李时任庇能《光华报》主笔）
霹雳：郑螺生、罗立志、李源水、李孝章
芙蓉：邓泽如、蔡炽三
吉隆坡：陈占梅、陆秋露
日里：梁瑞祥、刘士木及侨校教员多人如李次蕃、萧君勉等
以上各人，皆当时海外民党比较知名人士，大家对“二次革命”失败，观感虽不尽同，但仍表示愿继续为革命而奋斗。其中尤以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等人态度最坚决，在华侨群众中进行反袁宣传活动亦最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