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缅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

　　散居于全球的几千万侨胞，时刻思念祖国。旅居越、缅两国的一批华侨志士是追随孙中山进行共和革命斗争的革命者——他们纷纷以参加同盟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宣传、踊跃捐输粮饷，及从军参战杀敌等实际行动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在数十年之革命生涯中，始终把“立党”与“宣传”，作为开展革命运动的基本方略而笃行不怠，认为这是为“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并“身体而力行之”。为此，孙中山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为提高越、缅两国侨胞的革命觉悟，通过发展同盟会支会或分会及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侨胞中之仁人志士，热烈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奋起投身辛亥革命斗争。

　　孙中山此间极为关注越南侨胞的进步。他自1905年秋至1908年间，曾先后几次到旅越华侨中从事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建立革命组织等工作，从而开创了越南侨界的大好革命局面。1905年10月下旬，他率一行人经香港先抵达了华侨“十之八九为粤籍人”的西贡，旋赴堤岸出席华侨李卓峰、刘易初等组织的欢迎大会，并亲自主持成立了同盟会西贡堤岸分会，举刘易初、李卓峰为正副会长，会员有李晓初、黄景南、曾锡周、马培生、林竹痴、关唐、李亦愚、颜太恨、潘子东等人，以美获街304号的昌记行为通讯机关。此为中国同盟会在东南亚地区华侨中最早设立的分会。接着，孙中山又改组当地的洪门会党，使其成为“同盟会在西贡、堤岸革命活动的外围组织”。这两个城市的同盟会分会及洪门团体，从此就是越南侨胞中的中坚革命力量。

　　1907年3月初，日本政府应清廷请求对孙中山下逐客令。孙中山于该月下旬偕胡汉民等由新加坡经西贡、海防到达河内，旋将河内兴中会分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先后加盟者有数百人。河内同盟会分会以粤东会馆、日新茶楼、火柴场等处为活动地点。不久，海防同盟会分会在孙中山的关怀下也宣告成立，举刘岐山为会长，以甄璧、林焕廷、陈耿夫等为干事，设机关部于台湾街32号万新楼。随后，南圻、永隆、槟椥的同盟会组织相继成立。就这样，孙中山通过陆续在越南华侨中建立革命政党与团体，从而把侨胞聚居的西贡、堤岸、河内等地，开辟成海外基地之一。

　　1908年春，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虽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却无法扑灭孙中山和同盟会在越南各地点燃的民主革命火焰。旅越侨胞党人在同盟会组织无法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先后成立了“讲学社”“胞怀堂”“中兴社”“卫生社”“启明社”和“兴仁社”等10多个阅书报社为掩护，暗中继续进行发展爱国侨胞入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及联络洪门会党以壮大华侨革命力量等活动。

　　孙中山虽未亲临缅甸，但他曾派多位同盟会的创会骨干抵缅，以督导全缅华侨党务之发展及其宣传工作的进行。同盟会在缅甸之党务与宣传工作，虽起步较晚，但却有后来居上之势。据冯自由记述称：1908年春夏间，王群携“同盟会本部委任证书”，由日本东京抵达缅甸仰光扩充党务，“徐赞周、陈仲赫、陈守礼、张源、徐国章、沈维昌、林水都、王永和、林金源等十余人率先加盟。旋开第一次成立大会于仰光大贺胥园。以外间反对者众，开幕三月仅得会员37人。赞周等乃商设机关报以张党势，得巨商陈玉著、张永福、陈金在、曾广庇等多人附股，报社赖以成立。是岁八月朔日，同盟会机关之《光华报》出版，主笔为滇人杨秋帆及鄂人居正2人。均由孙总理推荐而来。”该报举定庄银安为总理，何荫三副之，陈仲赫为经理；其一发刊即“开明宗义，揭櫫三民，初印一千份赠阅”；报纸“出版月余，党势大振，会员增至400余人”。仰光同盟分会为避人耳目，初将会址名演说社，后改称觉民书报社，党务日益发达。是年九月，孙中山又特派人到缅甸指导党务，至“冬11月20日开选举干事大会，公举庄银安为正会长，卢素福为副会长”——他们从此将扩充党务与开展宣传紧密结合进行。数月后，居正与陈仲赫等还决定“游说全缅：凡有华人之处，皆径行广为说词”——此行旨在各埠建立同盟会的支、分会组织，且派定各埠有力党员为主盟人，计立分会“规模较大者有25处”，遂令同盟会的“基层势力，普及全缅”，且又使各埠渐通声气，而大有利于革命活动之进展。据“缅甸同盟会人名总册”可知，华侨入党者“从戊申3月成立起至辛亥年止，实发给会员底号2343人”——同盟会在缅党务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而作为缅甸同盟分会喉舌的《光华报》，则始终坚持“高唱革命排满，抨击保皇立宪”邪说。该报在首次被封停后，又3次复办开业，这使得宣传三民主义之工作得以持续进行。

　　华侨慷慨捐输支持辛亥革命

　　孙中山晚年在论及中国革命时深有体会地赞颂说：“其慷慨捐输，多在华侨。”的确，他为筹措同盟会的活动费及其反清起义之军饷糈粮，曾多次到西贡、堤岸等地，动员华侨踊跃输将，以期革命早日成功。冯自由认为：“旅越侨工各界”在“募集糈粮”方面的贡献，“实为全球各地华侨所不及”。1905年10月间，孙中山等一行在西贡新成立的同盟会分会内，以“广东募债总局”名义动员华侨认购债券时，当地部分侨胞慷慨解囊予以支持。有一晚参加裕华公司会议的20多人，当场就“认捐总数约12000元”。其中，以芽菜商黄景南和送水工关唐最为突出感人：黄景南开一豆芽菜小店收入甚少，关唐给人送一担水收一文钱。可他俩这一次分别捐出3000元，以供革命之需。后来孙中山曾赞扬黄景南的义举说：“安南堤岸之黄景南……倾其一生蓄积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

　　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在发动粤、桂、滇省边境4次反清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再到越南发动华侨捐助军饷——此间之“西贡、堤岸两埠同志……均先后醵助巨款，为他埠侨商所不及”。有一晚，孙中山在西贡的秘密集会上“就募集到35000元”。越南其他各埠华侨积极助饷支持西南边境起义者有：河内的杨寿彭、黄隆生、梁秋、甄吉廷等；海防的刘岐山、甄璧等；西贡的李竹痴等；堤岸的李晓初、黄景南、关唐等。而“巨商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资数万”，被孙中山誉为是“亦当时之未易多见者”。还有河内、海防等地的侨工也争先恐后地捐助军需：“海防一埠工商不过三千人，一晚捐资得万余元；河内一埠华侨不满千人，所捐也八千余元。”总之，孙中山在我国西南边境发起的这几次武装斗争共耗资近20万元，而越南侨胞捐助的款项约占其半，居各埠华侨之首位。

　　在孙中山筹划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时，越、泰华侨共捐助军需款30432元，约占起义筹集到的总经费的16%。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广东旅居越南之华侨无比兴奋，继续慷慨解囊。他们在半年时间里共捐助346195元。到1913年初时，居越的20多万侨胞，先后共认购广东军政府公债票“殆及百万”。

　　缅甸革命侨胞也力所能及从财政上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冯自由称：“陶成章、胡汉民、黄克强等相继来缅筹饷，银安等每次均以数千元助之”。黄复生忆述称：“辛亥革命之前，所有筹饷都属秘密进行，范围亦仅限于党内。武昌起义之后……筹款已不限于党内，而是全面……公开进行……综计辛亥革命时期，缅甸华侨捐款共约20万元港币。”

　　参加反清起义

　　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越南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筹划起义的总机关部，从1907年3月起，先后发动粤、桂、滇3省的防城、镇南关、河口、钦廉4次反清武装起义。越、缅华侨革命志士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除协助购运军械与糈粮、联络接待往来同志等后勤工作外，还踊跃从军奔赴前线。起义者此间多“假道越边为出发地，故各埠党员之从军入伍、舍身捐躯而直接对于革命之贡献，不得不首推河内、海防二地矣！”

　　越南华侨志士从军参战及在起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之情况大致如下：1907年孙中山发动防城起义时，曾在越南“招集同志”，有华侨周华等人应召参加了这次起义。镇南关起义时，攻占各炮台的起义军就是由越南华侨游寿、马侣、罗坤等300多人，会合广西的百余名游勇共同组成的。其中以20多名“云田书塾”弟子组成的敢死队，在攻关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张云田等20多人在与清军展开血战的过程中壮烈牺牲，还有60多人负伤。在义军完全占领炮台之后，河内华侨党人黄隆生、张奂池、杨寿彭等，曾陪同孙中山等人登上北炮台慰劳起义者。1908年孙中山发动河口之役时，曾参加过镇南关起义的不少华侨志士再度参战。黄兴发动钦廉起义的主力军中华国民军南军，是由越南华侨同盟会员马侣等200余人组成的，这支队伍因战斗力顽强而受到孙中山的称赞。在1911年孙、黄等领导的广州“三二九”起义中，越南华侨众志士英勇参战的表现更为突出，可歌可泣的事迹极为感人。在这次悲壮起义牺牲的86位党人中，有华侨烈士31位，其中越南侨工占16人，为华侨烈士的一半多。此次参战之华侨勇士皆表现出英勇顽强之大无畏精神及舍生取义的革命正气。“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旅居越南的陆兰清、叶俊才等人，先后回到广州近郊和惠州地区策动民军起义。武昌起义后，西贡堤岸的华侨以捡阄方式选人组成“敢死队”归国参战。他们由打石工人石锦泉带回广州近郊后，后扩充为一支约2000人的石字营民军。几路民军在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为促成省城广州兵不血刃的和平独立贡献了力量。广东独立后，越南有岑占、丘福祥、何侣侠、黄复黄等数十名侨胞归国，旋在粤军政府各级机构担任重要职务，为广东民主共和政权的创建与巩固进行斗争。

　　缅甸同盟会员和志士也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在仰光同盟会成立前，旅缅华侨志士就积极支援孙中山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何荫三、庄银安、黄德源等曾热诚捐输军费，并购买一批军火援助这次武装斗争。在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时，缅甸同盟会支部除于事前筹饷汇给香港统筹部外，“还组织了李雁南、曹伯忠、雷瑞庭等十六人回广州参加起义。”

　　孙中山是一位善于争取与团结广大侨胞的民主革命家。他在领导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对越、缅侨胞明之以义，晓之以理，许之以利，动之以情，努力发动与组织他们投身于战斗行列；其伟大的革命事业，造就了越、缅华侨中的一代革命者。华侨志士们则在孙中山的感召下，奋起参与了辛亥革命运动之全过程，广大侨胞作为革命之母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了他们的爱国奉献与牺牲精神，并建树了值得人们永远尊敬的不朽历史功勋。

　　上述越、缅华侨在辛亥革命中与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华侨是祖国革命事业发展与胜利的支持与参与者。历史还证实：华侨与祖国的血肉深情和紧密联系，是割不断的、一直传承至今——他们既是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之巨子，又是参与祖国近代化建设之功臣。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