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2)

　　 我在各埠漫游数月后，即再返星加坡（约为1914年3月初）。闻陈炯明即将放洋赴欧，我偕赖少璧再晤陈请示动向。陈当时嘱我偕赖少璧、丘耀西（惠阳人，陆军学生，曾任广东陆军第二师的团长）先回香港，并交我们港币三千元为活动费，另每人给船费各一百元。陈此时态度稍积极，他嘱我们回港后调查广东政情，并注意联络和物色干部，必要时不妨采取暗杀手段对付龙济光等反动分子。我们接受任务，于3月中旬回到香港。是时朱执信亦由东京回港，着手策划反龙（济光）民军活动，当时周之贞、朱卓文等亦搞民军，但彼此活动上各搞一套，不相统属，步骤不无紊乱。

　　 5月间，邓仲元亦自东京奉中山先生命回香港负责军事。我晤邓仲元后，即被邀参加工作。是时中华革命党虽未正式宣告成立，但东京方面，已决定军事上以中华革命军为旗帜，并曾派员分赴各省秘密进行，邓仲元名义为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据悉，中山先生原拟委朱执信负广东方面军事之责，但由于朱对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意见与中山先生不一致（朱对中华革命党拟议中规定附从中山先生及在誓约捺印指模等曾表示反对），故中山先生遂改命邓仲元负责。执信乃偕胡毅生等回港，自动去搞民军，其后执信改变态度，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山先生又以斯责委之而以仲元为其副贰，时在民国四年以后）。是时邓仲元已在港秘密成立一军事指挥机构，内部幕僚除我（兼理财务）之外，还有随邓由东京回港之谢崧生（梅县）、龙侠夫（贵州）、洪兆麟（湖南）等，及原在香港之陈可钰（清远）、李雄伟（字杰夫，三水）。继又先后有刘震寰（广西）、邓文辉（江西）、陈养初（云南）来港加入工作。邓仲元此时名义上与朱执信虽不相统属，但亦有所联系，合力策动原来旧陆军（未被遣散的）及广东警卫军（省防军）和各地民军相机起义。其时正当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夕，除中华革命军之活动已因邓仲元之回港而先行展开外，东京方面，亦先后派叶夏声（广东）、苏无涯（广西）二人来港（彼等回港在邓仲元回来之前）筹备粤桂两省党务机构，先行吸收中华革命党党员。我当时与苏无涯同住在一处，并通过苏之关系而加盟入党。叶苏两人虽负责筹备工作，但由于东京本部当时注意力侧重于军事方面，对党务机构不急于求成，故粤桂两省始终未委出正式支部长，只进行个别甄审旧国民党员吸收新党员。事实上，两广军事活动进展不大，组织在内地既不能立足，在香港亦受到英政府之压力，此亦支部迟迟未能正式成立之原因（究竟其他省市有无正式成立过支部，未能深入内地，详情我亦不大清楚）。

　　 邓仲元领导下之中华革命军活动，在是年六七月间联络成熟。粤东方面，陆军团长邓承昉（湖南）起义于潮属之黄冈，但旋即为龙济光所击败，营长王国柱阵亡。邓承昉失败后逃回湖南，途经江西被捕就义。8月，邓仲元又命洪兆麟入惠州发动旧部起义，由于当时已联络好之警卫军两营临时未能集中，洪只率民军一部分单独作战，又被龙军击败，洪个人负伤脱险回香港。与此同时，朱执信亦在南海、番禺、三水一带发动民军起义；朱卓文在香山（今中山县），周之贞在顺德，李海云、邹武等在高雷，亦从事民军活动。彼等此时尚未用中华革命军旗帜，彼此虽遥有呼应，但无统一行动计划，各自军事冒险，结果亦无成效。此外，龙侠夫曾向邓仲元言龙济光某部可以运动起义，但邓未敢置信，姑遣布耀庭（旗人）前往活动，布入省垣不久即失手被捕就义。

　　 省内各路讨龙军事既先后告挫败，各方面意见纷纭，东京方面亦以经费支绌，接济不继。邓仲元于苦闷之余，遂命我再赴星加坡就商于陈炯明。陈告我已定期与张继、李烈钧等人赴欧洲，嘱我转告仲元暂将军事行动放下，仅汇仲元港币三千元为留港同志生活补助之用。时赖少璧已以急病殁于香港，陈又嘱我转告丘耀西暂时停止工作。我回港向邓仲元复命，邓见经费接济不继，军事活动亦无可为，遂考虑采取恐怖政策，命钟明光入广州伺机行刺龙济光（详后文）。讨龙军事至此又暂入低潮，香港军事机关实际上亦告结束，只留陈可钰、洪兆麟、龙侠夫、李雄伟等数人办理善后和联络。后来，留港之陈可钰、洪兆麟先生被港英政府逮捕入狱，龙侠夫变节，邓驻港机关无形解体。

　　 1915年春，邓仲元邀我同去南洋，是时中山先生已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在东京正式成立本部。

　　三、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和与陈炯明等的“水利社”之斗争

　　 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在酝酿期间，中山先生先后遭到极大困难，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内上层人员之间，革命情绪消沉，对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建议，多表反对。其中黄兴反对尤力，黄曾公开表示，国民党人应顾全大局，在十年之内，不妨让袁世凯放手处理国事，并以为袁搞好，大家都好，搞不好，自然会有人出面反对。此种取消革命之论调，当时颇有市场，甚至被誉为深得“天下为公”之旨趣。辛亥之际，同盟会会员中出任各省都督者之六人，“二次革命”失败后，除胡汉民、陈其美二人坚决拥护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继续革命之主张外，其余李烈钧、熊克武、陈炯明、柏文蔚四人当时皆支持黄兴意见（直至民国四年2月间黄兴等尚先后发出两电，以“效法平西，以图一逞”暗诬中山先生联日反袁，又谓“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公开承认“二次革命”为错误，表示不再革命。见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中山先生为求重新团结党内力量，曾忍耐相待，迟迟未宣告改组，后见事已无可挽回，乃决定于7月间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号召海内外加强讨袁活动。关于东京本部人选方面，原定总理之下设协理一职，本拟推举黄兴提任，但黄远游美洲，表示不愿合作，此职遂付缺如。此外，中山先生对朱执信一向畀倚甚殷，原来名单中亦内定以朱为政治部副部长，但朱迟迟不宣誓加盟，故当时亦不予发表。据说曾征求杨庶堪就是职，杨以不愿居副辞。除此之外，本部选定人员，列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