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计划》：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构想

　　1918年11月，孙中山开始写作《实业计划》，之后曾将该书的部分内容单独发表。1920年出版全书英文本。1921年10月出版中文本，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众所周知，《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顺应世界潮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致力中华民族复兴，建设近代化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实业计划》是《建国方略》一书中最重要的内容，其篇幅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尽管《实业计划》自问世距今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但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所论述的有关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等内容，对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极为宝贵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实业计划》的时代气息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先导者和思想先驱，《实业计划》的制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首先，就当时的国内形势而言，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史无前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过去，往往过于关注民初社会的各种乱象，简单地认为民国的建立仅仅是“勉勉强强挂上一个空招牌”，这实际上是贬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影响。正如孙中山所说，尽管共和革命和经济建设困难重重，但我们“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正是秉持这种坚定的信念，早在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就明确表示共和革命的基础，需要发展经济，振兴实业来加以巩固，并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冀以十年内修筑二十万公里铁路，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导。

　　其次，就当时的国际背景而言，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美各参战国工业将很快从战时生产转向重建生产，大量的战时剩余生产力急需转移民用工业。而贫弱的中国经民族、民主革命之后，百废待兴，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可以成为吸纳欧美各国过剩战时生产力的巨大市场。

　　孙中山始终怀揣“振兴中华”的美好理想，并毕生为之努力奋斗。不论是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政权而不懈浴血斗争，还是辛亥革命后为护国、护法，反对军阀独裁统治而艰难奔走反抗，其最终目的就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因此，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孙中山即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开始从事实业建设，以实现其民生主义，即人民幸福的理想。

　　正是对革命与建设辩证关系的充分理解，促使孙中山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就深入思考如何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从根本上造就富强的新中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辛亥革命后，《实业计划》的伟大设想在孙中山的胸襟中自然即呼之欲出了。

　　令人遗憾的是，因传统国度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艰难与曲折，孙中山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直未曾获得过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来实现他憧憬的中国国际化发展的美好理想。

　　《实业计划》的战略构想

　　《实业计划》的提出，距今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但孙中山在其中所凸显的、致力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战略构想，仍然值得深思。

　　首先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早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先行者。《实业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全局与重点的关系问题，也即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孙中山认为“实业之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

　　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问题，对此，孙中山确信，中国要振兴实业，首先要发展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公路交通建设事业。在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项目中，交通运输被置于首位，且六大计划项目中的前四项均谈及交通运输问题，分别是：第一计划，建设北方大港；第二计划，建设东方大港；第三计划，改良广州港；第四计划，铁路建设；第五计划，工业的兴办；第六计划，矿业的开采。而后之两大计划“工业的兴办”和“矿业的开采”也离不开交通运输的基础建设。

　　孙中山在论及经济现代化建设时，曾把交通运输比喻为人的手足，“人而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孙中山根据对欧美各国经济发展的观察，又总结出美国能成为全球最富之国的原因即在于修筑铁路，“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产”。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四大有关交通运输的计划问题上，有三项计划是港口建设，即在中国沿海分别建立三个世界第一流的港口——以唐山、天津为主的北方大港，以上海、杭州湾为主的东方大港和以广州为主的南方大港，并设想以此三大港口群作为与国际接轨的交通枢纽，再通过铁路网、公路网和纵横交叉的河道、运河，包括沿海与内河各种规模的大小港口等联结成鳞次栉比而又畅通无阻的交通大网络，一方面把现代化建设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由海外及沿海地区引入内地，开发东北、西北和西南广袤内地的丰富资源，以沿海带动内地，改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市场紧密联结起来，实现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伟大振兴。

　　可以看出，孙中山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对于我们今之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显然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其次是区域经济有机整合的战略意识。就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时代态势来看，尽管当前全球化发展趋势出现一些反复与曲折，但全球性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就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而言，区域经济整合发展就更加明显。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区域经济整合的思想，但他在《实业计划》中却透露了这种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理念意识，这可是相当可贵的睿智先知之见。

　　再次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致力共同发展，互惠双赢的国际视野。

　　对比同时代的人来说，孙中山对国家的对外开放有着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他一贯坚决反对闭关自守的传统心态和保守做法，认为中国“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

　　正是秉持对外开放思想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孙中山主张中国振兴实业，必须引进外资、人才、设备、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坚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以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孙中山始终强调，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必须坚持“主权操之在我”“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强调“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事事自己立于原动地位”。

　　几点思考

　　其一，孙中山是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倡导者、建设者。

　　自19世纪中叶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面临日益严峻的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的双重挑战，一代又一代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职的仁人志士们艰难探索，寻觅能改变“落后挨打”状况的救国之途。

　　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虽然最初也将救国之愿寄托于清政府，但很快就认识到“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腐败的清政府，认为要“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改变中国贫弱、任人宰割的现状，只有先行推翻痼疾已深的封建专制帝制，别无挽救之法。“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这就是说，发动民主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是“振兴中华”的前提和必要手段。

　　与此同时，孙中山对革命与建设辩证关系的充分理解，革命是“振兴中华”的前提和手段，建设是“民族复兴”的途径和目的，由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精心擘画气势恢宏的《实业计划》，我们还可以称誉其为“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倡导者、建设者”。

　　其二，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环境下，后现代化国家想要赶上，甚至超过现代化国家是很不容易之事，不仅要面对内部残破贫弱的家底、外部国际垄断资本的打压，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早已失去通过自由竞争实现赶超，正常走上现代化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化国家如果不寻求符合自己国情、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仍然亦步亦趋，跟随他人旧路蹒跚前行，是很难走出后现代化国家的困境的。孙中山对此亦有清楚的认识，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工业，无论如何，必须进行。但其进行之方，将随西方文明之旧路而行乎？然此旧路经，不啻如哥伦布初由欧至美之海程……与现行之航线取一直捷方向，则路程短于前时数倍者，不可同日语矣。”中国的发展要“取一直捷方向”，缩短与先进国家的距离。

　　孙中山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一是“发展中国工业”。先进国家之所以物质文明进步，源于“工业革命”“讲求机器之用”，而中国仍属于“人力之用”的手工生产，自然在竞争中要落后于他人。二是改革开放，对外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和专门人才。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所需发展资金，迅速实现工业化。值得肯定的是，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并不是消灭资本，而是给私人资本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并且还由国家给予奖励，其所获利益以法律加以保护，这种做法显然至今也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我们可以说，孙中山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早的探索者。

　　其三，互助互利，共同发展，构建“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孙中山当年在撰写《实业计划》时，曾不断地对外宣传，以扩大国际影响，争取国际经济的支持与合作。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得益，而且能给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家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利，共同发展，争取双赢的做法。“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而且，世界各国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还可以增进彼此间的友谊，“此种国际协助，可使人类博爱之情益加巩固，而国际同盟亦得借此以巩固其基础，此又予所确信者也。”

　　孙中山心中一直存有一个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天下大同”世界，而且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应担当的国际责任，即“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个大责任就是“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扶倾济弱，平等互助，共同富裕，以达成“天下大同”的美好境界。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复兴富强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是好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因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互助互利，共同发展，“凡诸战争机器，——可变成和平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世界竞争之激烈“商战”将化为互助之“经济大同”，今后“所谓商战者，可永不复见也矣”。如此发展定能达至“天下大同”的美好境域。

　　正如孙中山所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作者：黄顺力；单位：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