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报刊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雄笔一支抵万军”，孙中山自从事反清革命以来就十分重视“笔杆子”的作用，因而有意识、有系统地用小册子、杂志、报纸诸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启迪民智，传播三民主义。

　　东京暗夜里的《国民报》

　　《国民报》的办报人是湖南人秦力山，他曾是康有为的狂热信徒，1900年与唐才常一起在汉口组织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失败，险些送掉性命，遂逃往日本。在日本期间，秦力山同沈翔云、戢元丞诸友商量，准备办一份报。他们当时租了间小屋作编辑部，白天躲着清廷密探写稿，夜里偷偷印制，每期印2000多份，全塞进货船夹层运回上海，其内容主张“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

　　当时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对这份报纸有所关注：他没有直接署名，却让朋友、侨胞暗中接济。孙中山后来曾明确地谈到，正是《国民报》在留学生中所掀起的种种反响，促使他下定决心创办《民报》。

　　当时清廷驻日公使曾派人来查抄印刷所，秦力山等人便连夜把机器搬到教会学校地下室，又请日本基督徒予以掩护，方安然躲过此祸。而平时联系国内会党，也一律于晚间接头。

　　可惜好景不长，《国民报》只办了4个月，停刊之后，主编戢元丞悄然返回上海，又办起了《大陆报》继续从事出版事业。

　　《民报》掀起革命浪潮

　　1905年深秋，东京街头，当时孙中山在牛込区某处小屋内与若干青年商量一件大事。

　　孙中山说：“必须得有个自己的报纸”，接着有力地论证道：“光靠嘴巴讲，能传多远？有了报纸，就能把革命的主张印在纸上，传到国内去，传到每个中国人手里。”

　　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因为宋教仁等人以前办过一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但不久即被查封，孙中山就提出应换个名称再办。接着大家对名称议论纷纷，孙中山拍板确定：“就叫《民报》——人民的报纸。”

　　1905年11月26日，《民报》正式创办，封面上所载的“民报”两字系孙中山亲笔题写，他本人也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明确地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总结为三个词：民族、民权、民生。

　　《民报》第1期印出来没几天就卖光了，接连重印，前后共印了6版。到第4期时每期能卖1万份，到第7期时竟卖到1.7万份，在当时确属罕见。但《民报》运回国内则需要隐秘进行，革命党人于是想出种种办法藏匿《民报》：有塞于米袋之中的，有藏于书箱夹层的，也有绑于腿上藏于长衫之下的，终能一份份、一摞摞地送到读者手中。从后来的种种回忆可以看到，当时很多青年正是通过阅读《民报》才知道革命是什么，三民主义是什么。

　　《民报》最轰动的事是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打了一次大笔仗。

　　梁启超主张保皇，认为中国宜循序渐进，先实行君主立宪，而孙中山则明确反对，认为必须推翻清朝方能建共和，因此两派在报纸上展开激烈笔战，彼此攻讦甚烈。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民报》越辩越有理，革命思想因此传播更广，本来支持保皇的人有不少看了之后改变了观点。

　　《民报》办了两年多，共出20多期，最终被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查封，但是它所点燃的那把火早已烧遍全中国，因此也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的枪声实际上早在《民报》的铅字中就打响了。

　　《河南》杂志：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孙中山明确、有力地要求各省留日学生都办刊物以启迪民智，河南留日学生响应极快。但是他们最初所办的《豫报》有重大缺陷：当时投稿者鱼龙混杂，立宪派、保皇党都参与其间，所载文章观点散乱无章，因此无法旗帜鲜明地推行革命主张。

　　孙中山得知此事以后，主动接见河南留日学生代表，大家一番协商之后决定创办一份新杂志。

　　1907年12月，《河南》杂志在东京创刊，总经理为张钟端，总编辑为刘积学，创办经费由刘青霞提供，成员多为河南籍同盟会早期成员。杂志封面署名“武人”做编辑兼发行人，实际上这是一个化名，因此第一期《简章》中对此有十分清楚的说明：“本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换言之，这是河南人自己的革命刊物。

　　《河南》杂志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每期100多页，发行量近万份，半数以上销回河南，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其次，内容充实，有图画、时评、论著，文笔犀利。但最根本、最明确的一点是：全刊贯彻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系统、有力地号召大家起来推翻清朝。

　　《河南》杂志的发刊宗旨说得很清楚：“牖启民智，阐扬公理。”意思就是打开老百姓的眼界，把天下大道理讲明白。

　　由于杂志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河南，北京、天津、上海、四川、云南，以至缅甸都有人阅读。清政府见势，1908年12月，当《河南》杂志出到第9期（一说第10期）时，日本警察厅即接到清廷驻日公使关于查办留日学生革命刊物的正式要求，《河南》杂志被迫停刊。

　　虽然《河南》杂志只有9期，但影响极大。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冯自由后来作了极有分量的评述：留日学生后期所办诸杂志中，《河南》杂志影响最大，“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

　　仅出版一年多的《建设》杂志

　　1919年8月1日，《建设》杂志在上海出版了创刊号。孙中山在发刊词中表达了他的主张：要办一份刊物，把建设的道理讲给国民听，先让国民明白建设不难，非干不可，然后万众一心，共造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的国家，即民有、民治、民享。

　　杂志的实际负责人是朱执信、廖仲恺，资金也极充足，由中华革命党提供。虽为党刊，却未明确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号。该杂志只存在了一年多，到1920年12月第3卷第1号出刊后便停刊，实际存在时间为16个月，刊载过110多篇文章。

　　从目前所见的一百多篇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其中有约20篇是讲唯物史观的，或者与唯物史观直接相关。为何如此？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要大搞建设，因此他在《建设》上有层次地刊载了自己的“实业计划”，即要把中国建成工业强国，而且坦陈要请国际社会予以实际帮助。胡汉民、戴季陶都十分清楚孙中山的想法，他们所谈论的唯物史观实质上就是“经济的理论”“经济的史观”。戴季陶说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大家，胡汉民说唯物史观实质上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故而二人宣传这套理论时有一个十分明确、一贯的主旨：经济最重要，建设最重要。胡汉民曾言，中国社会腐败到这般程度，道德堕落到这般地步，其病根就是经济组织不良，因此改造自然要从物质、从经济入手。